“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这首由我国音乐家聂耳创作的《卖报歌》已经传唱近一个世纪，虽然只有简短的三部分歌词，但其中蕴含着报童卖报的流动性、叫卖的听觉呈现、报童的阶级性等多重内涵。早在1872年，为与《上海新报》争夺市场，《申报》就开始雇佣报童沿街叫卖报纸（方汉奇，2002：67）。20世纪上半叶，报童在我国城市报刊发行、售卖中更是扮演了重要角色。

　　Vincent DiGirolamo（2019）曾从史学视角，审视了美国报童的社会意义，认为其长期以来扮演着经济和文化的双重象征角色。Karen M. Staller（2020）则聚焦纽约的报童，讲述其社会生活的故事，进而审视美国的社会工作、儿童福利。从中国到西方，世界各地的报童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奋斗、英勇、向上的象征，拥有深入人心的媒介形象，具有鲜明的共识性符号特征和社会影响力。但大众对于报童的认知却往往停留在歌谣、电影等文艺作品中，忽视了报童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那么，报童是怎样产生的？报童群体是怎样形成的？报童拥有怎样的社会角色、具有怎样的社会意义、如何参与社会的整体运行之中？本文立足报童十分繁盛的民国时期，结合报刊、回忆录等史料考察报童的出现背景、工作情况、文化传承，对上述问题尝试展开探索。

　　报童出现的因素是多样的，既包含时代所赋予的历时性因素，也蕴含着所处空间形成的角色作用机制，这些共同构建了报童的产生必要性，催生了报贩市场的繁荣。而当这些因素逐步减弱，报童数量便锐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流动人口对低门槛工作的需求（李楠，2019）和大众在战乱时局对舆论的关注成为报童产生的背景，也是促成报童出现的时代性因素。这一时期连续不断的历史事件、战争冲突引发了时局动荡。各类社会信息的变动异常迅速且与民众生活、安全息息相关，信息的时效性价值陡然提升。加之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等社会思潮使得西方价值观如潮水般涌来，不断促进大众的文化觉醒，大众对于信息的渴求越发强烈，也希望获得更具公信力的信息（如报刊）。战争更造成经济萧条、流浪人口和失业人口增多，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打击，街头出现许多无家可归、无学可上的儿童。报童的出现恰逢其时，报童岗位既可以为流浪儿童提供生活来源、缓和社会不稳定因素，也让大众更易获得每日报纸和新闻信息，满足及时了解社会局势的愿望，提升战乱中的个体安全感。

　　基础设施迅速发展形成的都市结构变化与报刊发行繁荣、报业竞争加剧造成的商业刺激是报童兴起的空间因素。随着各大报刊的销售竞争越发激烈，雇佣熟知城市地理环境的报童更精准地完成报纸售卖，成为许多报刊的发行手段，报童应运而生，甚至成为报业之间展开销量竞争的重要影响因素。政治与空间阻隔也是报童产生的重要因素，报童成为打破空间阻隔、实现信息顺利流通的途径。《新华日报》的报童便产生于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华日报》“只准印、不准卖”的封锁时期，这些报童不属于派报公会，不受报纸发行垄断机构管理，由此扩大了《新华日报》的订户人数，与群众加强了联系（也冬，1986：8-9）。

　　报童是一项具有门槛的职业身份，在招募报童的广告中，显示了不同的职业要求。民国时期的主流报纸可分为民营商业报纸、专业报纸和党报系统（李金铨，2019：220-226），分别体现出商人报、文人报和政党报的特色，以下分别透过《申报》、《大公报》和《新华日报》等三类报刊的报童招募内容，探索报童招募的要求。

　　上海的《申报》经由史量才管理后获得良好的效益和销量，其商业性质与风格决定了对于报童的要求会立足于商业利益考量。在上海这样一座繁华都市、报馆林立的空间场所之中，对报童的要求更偏重能否卖出更多报纸，增强报纸影响力，争夺销售市场份额。

　　据此，得益于上海较高的城市化水平、频繁的人口流动，为了将报纸迅速、准确地卖给所需要的人，报童的招募体现出对于迅速、准确抵达售报地点的行动力要求。报童被认为应该略知英语，工作时长（每日约三小时）、薪酬待遇（每月十元）乃至于升格希望都在招募广告中写明（申报，1937）。其关注报童的对外交流能力、工作强度与待遇的接受能力、职业晋升空间，体现出对于报刊更高销售量的期待。

　　《大公报》在舆论建构层面发挥重要作用、以政论闻名，这使得是否能够理解每日政论内容、分清新闻主题和焦点，进而在售卖时更切中受众心理，成为该报对报童的选拔标准。比如《大公报》安东分社的报童招募中，要求报童需在12岁以上，粗识文字，专门负责每日在车站、旅馆、街市的零售（大公报·天津，1931a）。在抗战胜利后的天津地区，受战争、社会变动、人口流动、信息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对报童的招募要求进一步提高，报童需要具备更多社会经验、懂时事，招募范围常常限于男性，年龄一般应在15—18岁之间，学历在初中1年级至3年级之内，在待遇按提成发放之外还免费每日上课两小时，报名登记时，须由家长带领（大公报·天津，1948a）。这种筛选标准使得报童的吆喝声都以男性为主，声音清亮、易于传播。

　　重庆《新华日报》是中共长江局机关报，这就使得其对于报童的招募更偏重思想意识层面的考量。《新华日报》的报童不仅需要参与报纸发行、售卖，报童自身也是受到教育的主体，由此使得报童的招募要求更集中在个人经历、行为习惯、理想追求等层次。

　　懂纪律、思想觉悟高、体力好、对城市生活的熟悉程度是新华报童招募的主要标准。当时新华报童一般有三种不同来源：有来自城市贫民、贫苦工人或者其他劳动者的子弟；有来自重庆和江津等地的难童保育院、向往革命队伍的儿童；也有来自农村地区的贫苦农民子弟，这部分儿童虽然不太熟悉城市生活，但他们思想单纯、吃苦耐劳，由此成为报童队伍的主力军（章介，1986：29）。

　　梳理上述三报的报童招募要求可见，招募条件与报刊自身发展情况、历史局势、报刊所处城市等因素密切相关。报童这一职业由此既具有基础性的体力劳动性质，也具有思想认识层次的较高要求，体现出报童鲜明的社会阶层意识，报童群体逐步形成了各具特征偏向的自我身份建构，参与社会运行。

　　报童的工作环境艰苦且不被人知，日常工作任务主要有三项：售报、送报、贴报。报童每日需完成固定的报纸发行任务，因其儿童的身份，这项任务的完成又呈现出许多个性特征，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斗争属性，这使报童的生活、工作变得越发复杂。

　　《大公报》曾刊登长文详细阐述了天津报童的日常生活：报童每天清早就要去领报，领报之后各自去叫卖。由于缺少良好的生活条件，他们大多衣衫褴褛，营养不足，瘦小可怜。他们的父母常因为生活的艰难，性情暴戾甚至打骂孩子，处境十分艰苦（菁如寄，1933a）。报童不仅没有较好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也很恶劣。他们的卖报行为常被视为低层次的劳动，受到排斥。报童为了成功售卖报纸，有时背诵些报纸上的大题目并叫喊，甚至跳上驰过的电车去卖，电车售票生对此厌烦，常将他们推下去，然而他们常凭借敏捷的身手，巧妙落下，并且再向车上跳（菁如寄，1933a）。报童地位之卑微、工作之艰辛可见一斑。

　　在上海，《申报》为报童准备了蓝士林布背心，前面两只口袋上有黄色的“报童”字样，背面写着“申报馆赠”。《新闻报》还送给他们每人一只报袋，这也为《申报》、《新闻报》做了广告（肖舟，2004：10）。报童常被视为与码头工、排字工人、黄包车夫等职业同类的社会最基本的下层工作者（黄嘉音，1940a）。许多管制人员认为报童常拦车强卖报纸或强索金钱，妨碍了交通，危险性很大，故做出取缔的决定（大公报·上海，1947a）。报童有时因拦路哀求、连拖带拉地要求别人买报，被认为有碍交通，警局常要抓几个报童处罚（大公报·上海，1948a）。报童们有时也会集合自己微薄的力量关心国家战争局势，如上海报童曾向申报馆请求，希望转交自己积攒的金钱支援前线抗战军饷，并希望写给申报馆的信刊登在《申报》上，鼓励大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号召大家节衣缩食为前线贡献力量或者救济难民（沈毅，1932：44-45）。

　　在重庆，对《新华日报》而言，早期的报童是有别于报丁的称呼，报丁拿津贴，负责给《新华日报》订户送报纸，报童是专门零售《新华日报》的；报丁和干部佩戴铁质长方形《新华日报》证章，报童戴布质写有自己姓名的胸章。报童队伍的建立让《新华日报》发行量大大增加，后来报童和报丁的工作任务渐趋一致（罗戈东，1986：18-20）。新华报童的家分在两处，化龙桥虎头岩和市中心区民生路二零八号营业部（后搬至纯阳洞、星庐）（刘兵，金祥明，1986：34）。报童年龄约为十二三岁，没有津贴，提供吃住，收入来自于卖报，一半的钱归自己所有，卖的越多收入越多，报馆也会提供雨伞、草鞋等日用品（左明德，1989）。在重庆报馆，《新华日报》的报童拥有了家，可以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并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在街头吆喝新闻、叫卖报纸的报童是大众认知中的报童形象。为了追求报纸的销量，报童会修饰叫卖语言，将报刊信息进行特征化呈现，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并形成报童的吆喝特色。

　　为了扩大销量、获取更多利润，报童会夸大新闻元素进行吆喝。在天津，报童会通过吆喝强化新闻人物的性别特色让大众产生好奇，一些报童有时吆喝“女招待的新闻呀”、“女学生出乱子啦”、“大姑娘跟着人跑啦”以吸引路人的注意力（菁如寄，1933a）。也因此，“女店员”这个名词常在大众的脑海中印刻上不体面的职业形象特征（菁如寄，1933b）。报童吆喝的内容、方式较易被人利用，滋生造谣的隐患，教唆者会被以毁人名誉、触犯诽谤法而诉讼（大公报·天津，1947b）。

　　报童常因为政治因素、躲避拦截进行巧妙吆喝，完成送报任务。在解放前夕的上海，报童学校地下党支部组织成立了“报童近卫军”，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迎接上海解放。1949年4月，为了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报童近卫军”的孩子们以卖报、送报为掩护，向市民派发传单《告上海市民书》。为了顺利发放传单，大家约定如果情况正常就喊“大公报要伐？”，如果碰到紧急情况就吆喝“老申报！老申报！”，由此巧妙地躲开反动军警的巡查，顺利完成任务，为解放上海贡献了力量（上海黄浦，2021）。在重庆，新华报童为了更顺利地卖出《新华日报》，他们在卖报的吆喝声中巧妙混合两家报纸的名字，甚至连在一起吆喝：“新华—扫荡—中央！”（蒋维芳，1986：85），这不仅掩盖了《新华日报》的吆喝，也表达了对于另外两家报纸的痛恨，呈现出吆喝声中的隐喻。

　　由此可见，报童的吆喝成为一种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介绍手段，引发大众对该日新闻重要性的关注与认知。报童在售报中作为整体流动售报的一环，其叫卖报纸的过程、传播信息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进行话语修饰的过程，充溢着各种吆喝技巧促成报纸的售卖，形成路人对新闻的共同关注，进而催生购买行为，让新闻与大众的衔接突破了纸质媒介的限制，让新闻成为具有口语化传播的信息流动经验。

　　送报是指报童将报纸送到广大工友、职员等订户手里。送报任务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困难，但在特殊的历史、政治背景下，却成为十分困难但又要紧的任务。在上海“孤岛”环境下，为了将地下党领导出版的《上海周刊》专送给进步读者，潘世敏、蒋凯、傅树华等人兴办了“报童书报服务社”，组织报童在送报时用《中华日报》夹《上海周刊》，以躲避日军的检查，从而成功通过哨岗，将刊物送达（肖舟，2004：11）。

　　在重庆，新华日报社为了克服由于国民党封锁订户不断下降的困难，摸索出巩固老订户、依靠老订户发展新订户、扩大零售、对社会上的报贩开展教育等措施，以扩大《新华日报》销量（段一芳，1986：121-122）。有的报童设法弄到国民党的大信封，装好《新华日报》寄给读者，或者将《新华日报》卷到《中央日报》、《扫荡报》里面寄出（也冬，1986：10）。还有报童为了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将折成小方块的报纸趁着人流外涌的时机塞给用户；或者装进香烟盒、药瓶中，由商店、诊所、摊贩的骨干读者帮助转交；甚至把报纸放在树洞、坟地等隐蔽角落，让读者自行领取（刘兵，金祥明，1983：64-65）。有的报童还借用其他报差的提包装《新华日报》，努力与其他报贩拉关系请求代送，或假意到商店买货时隐蔽送报（郑吉安，1986：90）。

　　新华报童会在送报的过程中讲授革命道理，向工人、职员、学生口头宣传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纪兴平，1986：60）。新华报童还承担着保护读者的重要任务。国民党常常迫害《新华日报》的读者，轻则扣薪、不卖平价米，重则开除甚至关进集中营，报童不仅要与读者约好秘密的取报地点，并小心填写读者的订报收据，地址填为代号、名字更换成假名，还要妥善保管收据，不能落入特务手里（刘兵，金祥明，1983：125）。报童不仅采取灵活的订报办法方便读者订报（随时订阅、零售送到、暂时停送等），而且在送报时尽力保护读者，如报童在到达读者交报地址之前就要甩掉职业特务的跟踪，存放报纸时要将报纸压在石头下面，身上不能携带订户的姓名住址和订阅起止日期（段一芳，1986：122-123）。

　　贴报是指报纸的张贴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庆，许多街头都专门开辟了官方指定的贴报栏，读者每天在上面了解国内外大事，大众在排列整齐、立场不同的报纸中逐步产生对于各类事件的理解。借助贴报栏，报童突破反动派的封锁，让《新华日报》成功地与大众读者见面，发挥舆论的建构作用（刘兵，金祥明，1983：25-26）。《新华日报》除了在街头贴报栏张贴，还在清晨被携带至重大等大学宿舍、饭厅的墙壁上张贴，以及用石头压在各条道路的要点、各校宿舍的门首，发行量增加了很多（重庆市档案馆编汇科，1986：155）。在重庆的近郊农村地区，报童负责执行《新华日报》的送达任务，他们沿途叫卖张贴，报纸的影响力、销售量颇增（重庆市档案馆编汇科，1986：153）。

　　当报童数量由少至多、渐成气候，围绕报童展开的系统性培养形成需求。报童受教育较少，培训不仅要满足就职的要求，也兼具提升素养之目标，这里的培养就不能流于零散化，更具完备性的报童学校由此兴起。

　　上海报童学校的教育方针是依据陶行知的教育主张制定的，即“卖报儿童工学团”，这里的“卖报”是报童们的“工”，读书识字、懂得抗日救国和苦孩子解放的意义是他们的“学”，组织起来不受侮辱是他们的“团”（朱泽甫，2004：3-4）。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入侵上海，众多难民涌入租界，教育家陈鹤琴积极投入难民教育，并发起成立儿童保育会、报童学校、报贩成人班，编写课本与通俗读物提升难民文化水平，对当时的难民救助做出了重要贡献（李新，2011：261-262）。1938年6月7日起，十所报童学校在上海陆续建立，招收学生共计四百余人。陈鹤琴等几位教育家在9月25日新大沽路上海女子大学举行的联合开学礼上讲道：“报童应受教育”，“报童应有高尚人格”，“报童是文化的接线生”，将报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视为报童之福、社会和文化事业之福，对报童学校的创办寄予厚望（荫庭，1938a）。报童学校的筹办获得了申报馆的每月经费、报童马甲与冬帽的补助，以及来自中华医学会健康顾问的支持，包括为报童检查体格、征募鱼肝油改善健康等（申报，1938b）。

　　报童学校以“养成健全之报贩、健全之国民”为目标（申报，1939a）。在十家报童学校中，学生人数最少的有31人，最多的有58人，开学时间从6月上旬至9月下旬不等，上课时间多集中于下午和晚上（教育杂志，1938）。报童学校十分注意对报童家庭的深入关切，在家庭访问中对报童的家庭职业及经济状况、报童在家的进修情况、家长对报童的希望、家长对学校的意见进行收集（上海儿童保育会，1939：16）。学校通过家庭访问认识到报童存在截留售报所得进行赌博、吃零食等任意挥霍行为，警示要关注报童的个人理财，鼓励其节约储蓄、自力更生，为将来的个人发展做准备（上海儿童保育会，1939：2）。报童学校修读一年即可毕业，按照陈鹤琴先生的期许，报童毕业后可识字一千，能唱歌、演戏、讲故事，在《良友画报》对报童学校图文并茂的报道中，报童被寄予厚望，预计在即将招生的两千人中，有望产生“中国爱迪生”（张洪，1939）。

　　报童学校的老师十分年轻，均在20—29岁之间（上海儿童保育会，1939：11-13）。他们有一定的津贴待遇，据《报童学校经费预算（1938年11月）》显示，在教师津贴一项中，校长每月支出20元，主任教师每人每月12元，助理教师每人每月10元。据次年的《报童学校经费预算（1939年4月）》显示，金额略有上涨，在教师津贴一项中，校长每月支出20元，主任教师每人每月18元，助理教师兼总务每人每月18元（上海儿童保育会，1939：22）。

　　虽然报童学校于1939年被迫停办，但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被视为上海本地与街童教育、难民教育、里弄教育等并列的新兴教育事业（申报·香港，1939b）。在这一时期，慈幼团体上海儿童保育会凭借救济工作获得了社会良好的口碑和赞助，其还收容了丐童八十余人并教授技能以供谋生之用（国际劳工通讯，1940）。

　　相比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报童教育，解放战争时期报童学校的课程设置、培养体系都更为成熟、完善。由于战争性质的变化，出现了学校之外对于报童个体思想的培养，报童教育承担着更多的职能，体现出一定的现代价值。

　　1948年，陈鹤琴和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合作创办“上海市报童学校”，招收对象为15岁以下的报童，免费入学，报童学校地点由青年会提供，位于四川路分会二楼的大礼堂（兼做乒乓球房）和一间原供下棋、打扑克用的文娱室，面积共约300多平方米；上午为报童学校教室，下午仍为青年会活动场地，陈先生担任校长，时任该会少年部职员的张家昌主持学校日常工作（施仲华，2004：26）。在具体的课程设置层面，每日上午9时—10时是课外活动时间（乒乓、篮球、舞蹈、歌唱），10时—12时是基本课程（国文、英文、常识、算术、音乐），以各个学生的教育程度区分受教育等级，程度低的去掉英文，另换唱歌和游戏两个科目（大公报·上海，1949a）。

　　此外，与更系统的报童学校类似，对报童的教育体现在多种形式的思想意识培养中，但培育人、教化人的性质均是相同的。在重庆，“在斗争实践中用共产党员的榜样力量启发大家”是《新华日报》思想工作的特点，许多新华报童在接受思想教育中逐渐成长为无畏的革命战士（章介，1986：30）。发行课的同志每天晚上听取来自报童的当日汇报，然后介绍抗日战争的形势，进行思想政治的内容讲授，总结与反动派斗争的经验（刘兵，金祥明，1983：20）。报童还被教写作文，并组织观看《北京四十天》、《棠棣之花》、《列宁在一九一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戏剧电影，提升阶级觉悟和斗争精神（戴宗奎，1986：51）。

　　随着报童学校不断发展，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得报童的培养不仅是出于售报的需求，更成为职业的一部分，成为具有一定专业性、思想性的群体。

　　报童在20世纪上半叶的出现体现出鲜明的社会意义，他们出现在不同的地点、时间，服务于不同的报社，变化的是个体的时空背景，但不变的是历史变迁在个体身上的折射。报童围绕报刊发行的一系列行为参与社会运行，由此体现出多重的社会意义。

　　在战争连绵的烽火岁月中，报童被视为重要信息的化身，更是一种神圣的工作（周铨祥，1938c）。作为乱世的一抹温暖，报童的温情犹如暖阳温暖了那个动荡的年月，《申报》曾撰文讲述报童“信义可风”的故事：

　　前天早晨，南阳桥光裕里六号陈君，在南阳桥转湾电车站下，向持有报业公会2623报囊的报童购买报纸数份，急于登十七路电车，忘掉新式阳伞一柄。昨晨陈君在原时到原地点，仍向该报童买报，该持有2623报囊之报童不待询问即申言“君曾遗失阳伞否？昨天我待你多时，不见君来，特为归藏，今当送回”延吉实体童装批发城在哪。陈君殊觉乱世有此信义之报童更为感佩（申报，1940b）。

　　报童的吆喝往往清脆嘹亮，具有穿透力和感染力，可视为在用声音远播的空间因素争夺获取信息速度的时间因素，即用高亢嘹亮的吆喝声打破地理的阻隔，完成信息的传达。如《大公报》所言：“清晨五点多钟，晓雾中报童喊出了胜利的第一声：‘胜利年元旦特刊’，声音传遍了整个山城”（大公报·重庆，1941）。奔跑在街头为大众提供信息的报童身影、吆喝声与城市的地理空间，共同构成了独特的空间文化、声音景观。

　　报童更是日常职业群体故事的代言者，甚至登上银幕，成为电影院卡通片的主题与推销卖点（大公报·桂林，1942）。报童不仅隐喻都市背景，也代表着所售报纸的立场，因当时的社会治安环境，许多报童时常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新华日报，1941），报童被毒打后有时会获得来自民众的捐款慰问（新华日报，1945a），有时带来关于言论自由的讨论（新华日报，1945b），也有时因不公正待遇引发读者投诉（新华日报，1947），获得较为强烈的社会反响。

　　报童所传送的报纸被视为“昨天的历史与今日的精神食粮”（之默，1947a），报童借助报纸的携带成为信息源的化身，也是具有吸引力的人物：

　　清早的报纸刚一上街，立刻抢购一光。报童们无需沿街叫卖，看报的人自会去找他（大公晚报，1948）。

　　当毛主席朱总司令等抵平的消息传出后，北平的街头突然沸腾了，工人、学生、职员以及市民们都兴奋地跑来跑去，打听消息，追着报童抢买号外（人民日报，1949）。

　　本文对民国时期报童的考察，正如开篇《卖报歌》所唱，报童是真正的“卖报小行家”，具有一定的职业性、专业性，对报纸的售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报童的出现更好地发挥了报刊作为大众传媒传递信息、消除不确定性、建构良好媒介环境的社会功能，更体现出报刊发行在报刊体系构建中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