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山海经》中，曾有过这样的记载“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晋代训诂学家郭璞释为：“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岐海中也。”郭璞所提及的东瓯，在山海交接之处，正是如今以海外经商闻名的温州。

　　曾经的温州，从东瓯，到永宁，再到永嘉。时至今日，几度更名，却始终逃不开和海洋相纠缠的命运。渔猎和耕作，是这方土地上的先人最初的谋生之道；千百年来，随着航运的发展，温州凭借其港口位置，自然而然地与商贸、移民有了扯不断的关系。

　　1992年，刚满23岁的叶先敏（化名）经历了他人生中第一次长途飞机旅行，从上海到巴黎，过了海关，再搭上由专人安排的汽车到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小住了几日之后，听说要有警察来搜查非法居留的“黑户”，便急忙和几个老乡“会和”搭车前往鹿特丹，最后坐车到德国，在专人安排下直奔难民接收点。与当今“说走就走”的年轻人不同，这场欧洲之旅对于当年的叶先敏来说，可谓“惊心动魄”。没有景点参观，没有拍照留念，没有shopping娱乐，有的只是反反复复的辗转取道，小心翼翼的撒谎掩饰，疲惫不堪的东躲西藏。23岁的他，在对前途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带着一本贴着假旅行签证的护照，踏上了这趟他用5万人民币全家积蓄和25万人民币债务换来的异国之旅。

　　自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施行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民营经济逐渐活跃，人口流动的限制逐渐放开——尽管户籍制度仍然在社会福利等方面限制着国人，但国境内的自由迁徙务工，乃至跨国境求学就业，已不再是天方夜谭。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诸如浙江、福建、广东，不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实现了城乡二元化工业发展 ，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和港口地理优势，结合加工制造业需求，发展出了“一镇一品”的经典模式，实现了产业聚集化和专业化。在温州，历史上长期以来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和“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农业环境，使得这块土地长期处于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状况。人口流动政策的松动，为温州人，尤其是温州市区之外的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提供了机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迈进，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温州人民先后随着国内的进城务工潮，南下广州，北上京城，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致富机会。叶先敏正是这浩浩荡荡追寻财富大军中的一员。

　　由于建国后浙江省西南部教育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当时很多温州人平均教育水平在小学至初中阶段，家中有四个兄弟姐妹的叶先敏也没有例外。在初二便辍了学的他，早早和许多同乡人一样，“在江湖上摸爬滚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早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在家种地又赚不了几个钱，还不如出去试试运气。”于是，15岁的叶先敏背着几罐母亲腌的咸菜，和同乡伙伴窝在绿皮火车的座位底下睡觉，北上沈阳打零工给人刻石雕；19岁南下广州，在拥挤的批发市场讨价还价买进一批批箱包再到其他城市的火车站附近摆地摊卖货；22岁的时候眼见着身边的许多亲戚朋友一个个出了国。“那个时候人人都说，只要出了国，只要洗一个月碗就能赚上‘当官’好几年的钱！”如今已“知天命”的叶先敏提起这段往事，脸上仍带着激动和自豪的神情。当年的他，通过一位在德国打工的亲戚“牵线”，联系到了专门“帮忙安排”出国务工的谢某。谢某自称业务经验丰富，与其他安排出国的人不同，他从不让客户冒险非法穿越国境。“坐飞机‘出去’，一切都会安排得舒服妥当，可以先付10万订金，到目的地后再另付剩下20万。”叶先敏和家人一合计，咬咬牙，拿出了多年积蓄，又东奔西走和亲戚朋友凑出了剩下的钱。很快地，十个月后，谢某通知他准备动身。“谁知道呢，一走就是快三十年！”叶先敏感慨道。

　　改革开放之后国外童装批发网站推荐，第一批走出国门的温州人以劳务输出居多，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首先抵达诸如西班牙、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新温州移民，与在国民时期迁居台湾，后定居欧洲的温州侨民后代联络上，通过通婚的方式拿到长期居住权。此外，也有小部分温州人通过与外资合作项目的方式迁居他国。粗略来讲，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温州新移民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至八十年代中期。在该阶段，能够出国的温州人数量非常有限，除极少数人通过持对公护照非法延期的方式“黑”在国外，绝大部门人被尚未放开的处境政策和繁杂的手续挡在了出国的门外。在当时，普通国民申请护照必须有来自国外的邀请信及正当理由，此外，取得他国的签证也绝非易事。在这一阶段，温州人对海外的向往和对财富的憧憬被日益增多的交流唤醒。而在上文中所提到的以通婚方式合法留在移民目的地国家的温州人，也成为了温州后续“出国热”的“缔造者”。宗族观念带来的责任感，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到了“出国热”中，为后来移民国外的老乡提供着申请邀请信、传递移民资讯、落地接送安置、工作介绍等协助。

　　第二阶段，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1990至1998年之间，“出国热”正式在温州“蔓延”，温州籍的出国人数呈“井喷”状。在这一阶段，浙江省内护照申请的手续简化，并开放给有出境旅游需求的公民。在苏联解体之后，部分东欧国家为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对我国公民给予了签证优惠政策，试图吸引国人前往旅游及经商。此外，伪造护照、签证，协助偷渡的“一条龙”服务随着出国需求“应运而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悬殊的薪资待遇与汇率差异，使得许多温州人将出国务工视作“淘金”的绝佳机会，不惜通过民间借贷方式举债外迁。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移民学学者前往温州调研，并在街头进行随机抽样提问。“请问您身边出国的人多吗？”“多！”“那么如果条件允许，您想出国务工吗？”“当然想了！”“为什么？”“为了发财！”这样的对话持续在街头访问中出现，也揭开了温州移民的本质——经济移民。尽管有许多温州移民通过持旅游签证、商务签证合法入境诸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他们很快便会选择隐藏甚至销毁自己所持有的护照，转而向这些国家的移民部门申请难民庇护。难民庇护的理由不外乎被计划生育政策侵害人权、被本地政府人员侵害经济利益等，但绝大多数的庇护理由都是为了留下来而捏造的。难民身份的外表下，是“发财”的经济动机。此外，当时的西班牙、意大利正处于从非移民国家向移民国家转型时期。为了安置国内数量庞大的非法移民，这两个国家曾多次实施“大赦”政策，即给境内的非法移民合法居留身份，以缓解非法移民带来的治安管理压力。因此，许多温州籍“难民”在庇护申请悬而未决或被拒绝的情况下，转而通过“大赦”获得合法身份。而这一政策也刺激了更多潜在的移民前往欧洲。得益于浙江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以及九十年代温州港在浙江对外贸易中的龙头地位。许多温州移民利用老家的社会资源“近水楼台先得月”地从事起了门槛较低的轻工业产品批发与零售。

　　第三阶段则为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在该阶段，原本作为移民热门目的地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中国则在加入WTO之后，迎来了国民经济的腾飞。相应地，温州籍投资移民接过了劳务经商移民的棒子，成为了奔赴国外的“生力军”。此时，他们的目的地已从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换成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成熟的移民国家。他们移民的目的不再是经济，而是从生活环境、子女教育、养老置业等角度进行考虑。

　　第四阶段始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且仍在持续。在这一阶段，温州移民的数量大幅度萎缩，移民回流问题初现端倪。

　　和叶先敏一样，许许多多的温州人，以宗族亲缘为纽带，踏上梦寐以求的“淘金之旅”。那么这首千里之外的山海之歌千里，究竟诉说的是财富的喜悦，还是离乡的忧愁呢？对于叶先敏来说，财富的喜悦，也许远远抵不上异国他乡的孤独寂寥。

　　“我出国那年，我家囡囡才两岁。等到我在这边安顿好，把家里人接过来的时候，她都十二岁了，早就不认得我了，陌生得很。”当年，在谢某的“指点”和安排下，叶先敏在德国用假名和假的户籍地址进行了难民申请，编造的申请理由也很简单——在本地做生意被政府官员为难。他的难民申请理由没有被采信，在经过一年九个月的等待之后，他被通知在限期内离境。“我哪里懂得说谎哟，看着难民官（工作人员）我就直冒汗，德语就在国内学了一个月，能说完一句话就不错了，配的翻译是台湾人，态度又差！”叶先敏补充道，“跟我一起申请的同乡就聪明多了，跟难民官说自己超生，被计生办为难得要活不下去，只好出来了。我那个时候家里就一个囡囡，又不好再编个孩子出来咯！”眼见着德国是待不下去了，叶先敏先是跑到了比利时打了几个月黑工，然后投奔了意大利的远房亲戚。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意大利，叶先敏碰到了“大赦”，成功申请到了合法的居留身份。之后，他听老乡说西班牙的生意比较好做，码头有很多温州人，批发拿货方便，于是叶先敏又和几个同乡一起来到了巴塞罗那。这一次，他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如今的叶先敏，在巴塞罗那拥有三家商铺和两套公寓，正计划在郊区购置一座度假别墅，作为他“正式退休”后的休闲居所。在抵达巴塞罗那之后，叶先敏先是跟着同乡们一起到码头批发服装、箱包和小饰品，再拿到市区的集市上去贩卖。有了些积蓄之后，他借了点钱，盘了一家店面经营杂货零售批发，从花卉到打火机，凡是能进到货的，他就卖。和许多温州人一样，凭借着自身的勤快和商业嗅觉，叶先敏也如愿“发了财”，将妻子女儿还有弟弟弟妹都接到了巴塞罗那。

　　众所周知，温州移民以“温州精神”闻名中外。温州精神，实际上指的是敢于冒险、渴望财富的企业家精神。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呈现出轻工业产品加工制造比重大、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高、经济活动以乡镇为单位聚集的趋势。而温州商人，凭借着自己的吃苦耐劳，乘着出口导向经济蓬勃发展的东风，经历万水千山的跋涉，冲过政治文化的重重关卡，在千里之外的异国闯出了属于自己的商业神话。

　　但，以中国传统观念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来自温州的新移民，是否在这与家乡山水迥异之地，真正地扎下根来呢？

　　在巴塞罗那二十几年，叶先敏的加泰罗尼亚语和西班牙语均停留在勉强交流的水平，比他晚到西班牙的妻子，倒是西班牙语水平尚可。叶先敏日常主要负责进货、整理、对账，进货从码头的华人商户进，整理和对账的时候也只需要看得懂商品名称。至于销售，他早早雇了几个语言水平不错的年轻人代劳。对于叶先敏而言，工作之余，他做的最多的，便是和同乡会的朋友一起协助接待从国内来的访问团体，帮助新来的温州移民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我们侨胞经常会需要接待一些国内的访问团，有时候也要出面去协调一些温州同乡之间的纠纷。没办法，人家觉得你是中国人，中国的事肯定是要帮的。平时打交道的嘛，肯定也都是中国人了，哪有什么机会和本地人交朋友。”

　　如今，叶先敏唯一的挂念是他已年逾七旬的母亲。“我妈不愿意坐飞机，觉得不习惯。”为了母亲，叶先敏也考虑过在自己“退休”后回国。“但是哪有那么简单。2004年的时候，我有几个朋友因为店铺被烧了，自己又欠钱，就回老家了。但是回去发现做生意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样子，他们读的那点书现在根本不够用。有的户口都被注销了，医保也没着落，政府也没有好的办法。你有看过帮助归侨融入的新闻吗？电视上都是华侨做事情的报道！”说着，叶先敏打开了手机，展示起了最近他浏览过的关于温州华侨为家乡做贡献为中西交流牵线搭桥的新闻。

　　就在叶先敏在西班牙过着和在家乡温州几乎没有差异的生活的同时，在千里之外的美国洛杉矶，曾有着“加州童装业领头人”之称的林明军（化名），日常饮食也仍然是温州口味，海鲜、鸭舌、米粉、糯米饭，每逢节假日，温州商会组织的聚会上，同乡们更是会带着家乡的特产相聚。“我觉得自己已经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了，但我不知道别的（美国）人是否这么认为。”林明军操着一口温州腔调的普通话，熟练地开了一瓶Napa的红酒，“很多温州移民，也许也并不这么觉得。”作为在洛杉矶地区有一定影响力的侨领，林明军十分热衷于选举活动，和很多地方议员也有联系。他希望温州华人能够像其他美国人一样，通过选票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很遗憾的是，林明军所在的协会，只有在以休闲为主的聚会时，才会有许多华人出席。而以法律、政治为话题的活动，则大多数情况下无人问津。“华人群体对政治冷漠习惯了，而且很多人连英语也讲不好，美国的新闻都是从微信公众号和华人超市发的中文报纸上看来的，就更别提去投票了。”林明军解释道。

　　林明军是在1997年到的洛杉矶，当时的他已经28岁了。在九十年代中期至二十一世纪初期陆续抵达美国加州的温州移民，主要以跨国经理人签证、学生签证的方式获取合法长期居留身份，林明军亦然。在抵达美国之前，他在温州的一家电路板厂做经理，厂长是他的老丈人。当时，电路板厂因为产品种类多且质量好、报价低，吸引了一批来自海外的订单，其中就有来自美国商家的单子。在接触美国客户的时候，林明军萌生了去美国拓展生意的想法。经过多方打听，很快地，他联系到了北京的一家签证代办中心，办理了美国的跨国经理人签证，带着50万美金的启动资金踏上了旅程。然而林明军在美国的商业之路并不顺利——尽管有着和美国商家打交道的经验，初来乍到的林明军因为对美国的商业操作不熟悉而遭遇了生意上的滑铁卢。“一开始尝试着自己去联系客户，和商家推销电路板，但人家根本不吃这一套，认为你的产品不符合本地需求。”在快要赔光初始资金的时候，在老乡的指点下，林明军发现美国加州的童装批发主要由韩国人经营，批发价格高，款式种类也很有限。于是林明军和两位老乡合伙做起了童装批发生意，也正式在美国落下了脚，经过十几年的打拼，成功将自己的客户从美国本土拓展到了加拿大和南美地区。

　　“但是生意归生意，生活归生活。”林明军发现，无论业务来往多么频繁，他始终没有任何美国朋友。“反而靠着同乡会和商会，我才不至于感到生活只有工作。我入了美国籍，孩子也都是‘美国人’了，只有爱人还是中国籍。但我经常会觉得，好像我一直都是在这边‘旅游’，别人不把我当本地人看。”但也正因为如此，林明军逐渐变得关注政治，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许多像他一样有着融入本地社会意愿的华人，真正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也想过，赚够了钱就回去，但是我的孩子在这里读书，我的家也在这里。再说，回去的话，我真的还能习惯国内的生活吗？人家都觉得我是‘美国人’，回老家的华侨都是‘混不下去的’。家乡的路，我隔几年回去，都已经认不出了。”林明军摇头叹息道。

　　根据笔者长达两年半的田野调查，定居美国加州的温州移民所从事的行业，与加州的产业分布有着直接的关联——IT行业聚集的北加州，也就是享誉全球的“硅谷”所在地，大部分温州移民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IT有关的工作，多数为公司白领，平均年龄较轻且平均学历高；以洛杉矶为中心的南加州地区，依托洛杉矶港，吞吐着大量从大洋彼岸来的货物，温州移民则充分利用浙江至加州的海运，从事与批发零售相关的工作。然而，无论是北加州的温州IT精英，还是南加州的温州商人，绝大部分都过着“二元化”的移民生活。所谓“二元化”，指的是在工作上与本土居民无异，充分融入当地社会，参与本土的经济活动，但在生活上从饮食习惯到择偶交友则维持着温州传统，偏好同乡，并以结社形式活跃于中美交流活动中。值得注意的是，“二元化”的程度，随着学历水平的上升和行业门槛的提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该趋势在温州移民二代中也有所表现。

　　又如前文提到的移民西班牙的温州华人，他们主要从事的餐饮业、批发零售业行业门槛低，且西班牙温州籍华人的第二代，在西班牙高中辍学率高达百分之二十的大环境下，平均学历仍徘徊在中学水平。在这样的前提下，“二元化”的移民生活方式，在西班牙温州华人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社交生活上与本地社区的疏离，加上生活习惯上对温州传统的保持，使得西班牙的温州移民，在异国他乡形成了紧密的同乡社群。但当危机袭来时，保持着“二元化”生活的移民会有更大的回流倾向。以2004年的火烧商铺事件为例（注：2004年9月16日，西班牙埃尔切市约400名西班牙人聚集烧毁了中国温州商人的仓库和集装箱，直接造成了温州商户高达数千万的经济损失，并引发了西班牙华人群体性的恐慌情绪。）该事件发生后，受到本地社区排挤打压的小型冲突在西班牙许多城市持续上演，许多温州商人血本无归。在财务危机和本土社区对华不友好的双重压力下，部分温州移民选择放弃在西班牙的生活，回到故土。同样地，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加上本土大型连锁零售商的崛起与大型电商的冲击，在美国加州从事批发零售业的温州商人不得不在夹缝中寻求产业上的创新与突破。然而，除了少部分凭借商业嗅觉和原始资本，成功向电商和产品开发转型，有许多温州移民退出了行业竞争，选择回到中国寻找新的机会。

　　传统观念上，中国人以“中华”这一概念作为文化载体，将与“中华”有关联的生活习俗、语言文字、价值观念等打包浓缩成一张独特的“身份证”。这张“身份证”跟随者“中国人”这一主体，走出国门，远渡重洋。从元代开始便已逐渐发展出规模的中国海外移民，因为这张“证件”，未曾摆脱“异乡人”的身份。从历史角度而言，在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官方从未正式承认过“移民”这一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流民”“旅居”“客居”等。这些概念直接或间接地表明，“中国人”的身份从官方角度，是没有“出”，只有“入”的。当我们把视角转回今天，尽管有一定比例的华人选择永久地移居海外，但他们仍然受到“中国人”身份的束缚。国籍的转变不代表他们可以卸下来自海内外华人同胞的期待——一种“报效祖国”的价值期待。这种期待或促使或迫使海外华人及他们的后代与母国发生各式各样的联系，从文化到经济到政治等各个方面。倘若是在全球化尚未成熟之时，跨国境迁移在当时是少数人的选择，这种身份期待的问题可以被这少数人消化。但自改革开放之后，大批的国人离开故土，来自同胞们的身份期待便逐渐成为了海外华人绕不过去的疑问。

　　澳大利亚华裔汉学家王庚武认为，现代的“移民”概念适用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国际体系。而中华文化中，封建社会的学术话语通常聚焦于中国本土，符合中国长期以来围绕农耕社会形成的“安土重迁”的特性，进而导致了“移民”这一概念的缺位。此外，中国本身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多元化民族构成也带来了许多复杂的人口学问题。西方学界对于中国移民的研究，长期停留在中国境内的移民安置、农民工进城务农问题、户籍制度等等。这些问题被安置于西方主导的“移民”概念下，一旦被置换到中文语境中，便被稀释为“人口流动”问题。如果我们以西方学术话语进行解读，则会发现：在中国国内，户籍制度和城乡边界所带来的政策性差异和所导致的人口流动的难易程度，并不亚于跨国境移民研究中，国与国的差异。

　　当“移民”问题演变为国内的“人口流动”问题，人们很容易忽略实际存在的行政区划管理所带来的政策差异和人口构成差异。这种思维上的忽略，在某种程度上，被“投射”到了跨国境移民的议题上。换句话说，中国人眼中的移民问题，仍然居于“中国本位”的传统语境之下，强调“忠义”和“经世致用”，忠于中华，为中华所用。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海外移民无法从文化语境中解绑，他们身上的任何与“中华”概念有关的连接，都很容易被解读为他们对中国负有责任和义务。

　　就像叶先敏和林明军，在享受财富的同时，他们活跃在海外侨界，或被动或自发地背负起“华侨”的身份期待。但是这种身份期待所导致的与中国的社会连结，让海外华人从“定居者”回到了“羁旅者”的位置。一方面，与中国的密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他们的在地融入进程，另一方面，对母国的连结投入也会带来“羁绊”，无论是从时间成本上，还是感情投入上。尽管这在道义上无可厚非，但从法律层面来看，中国法治型社会的建立，需要从法理层面上，帮助中国海外移民进行义务的解绑。不同于西方许多国家，中国现代社会从未经过向内的从国外流向中国的移民潮（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的“洗礼”。在国际形势变化，西方国家受到包括疫情在内等多方面的社会冲击，面临经济衰退或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华人移民回流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这其实本质上，是中国现代社会，第一次真正地面临移民问题的考验。

　　纵观中国现今的移民政策制定，对比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滞后。这一点，我们最后一次修订时间为200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实施办法归侨及亲属权益保护法》，以及2018年挂牌成立的移民局，便可见端倪。但这并非是政府不愿意在移民问题上有所作为，而是政策制定受困于上述“移民”概念的二元并立现象。即，在总体体制层面上与国际理念接轨，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受传统认知掣肘。中国移民政策的进步，必须伴随着对“移民”概念问题的厘清。而华人新移民的在地融入和回流问题，也需要中国移民政策的指引，以及国家在文化层面上，对中国“移民”概念的重塑。

　　因此，面对移民回流问题，中国政府可将回流的海外华人视作“羁旅者”，从文化和政策层面协助他们重新适应和融入中国社会。而对于已经移民海外的华人，我们迫切需要打破原有的文化身份期待，主动地选择用国籍观念去理解他们的行为，让传统的中国“移民”概念逐渐转向现代的国家“公民”概念。这样，终有一天，叶先敏和林明军们，才能够真正结束他们漫长而疲倦的旅行，在落脚的地方扎下根来，在新的山海交接处写出崭新的安居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