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1-2月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4.6%，其中出口下降10.8%，单月数据罕见地没有列出。

　　无独有偶，中国海关总署也合并了2020年1、2月份的进出口数值，以美元计，中国进出口总额下降11%，其中出口下降17.2%。

　　业务几近休克的外贸商们，做好了豁出去的准备，一群中老年老板转向直播、微商等平台，玩命清库存。但内销似乎也没那么容易，内外挤压下，这群人还要面临低端产业向东南亚加速转型的阵痛。

　　宁波外贸老板赵科的主业是做LED灯。不过前一阵子他从河南老家四处搜罗民用口罩产能，并下了个1000万口罩的订单。

　　“我没准备做口罩。”赵科赶紧澄清，他的一个大客户是加拿大规模零售商，疫情期间对方没有直接停掉合作，只是减少了灯具订单量，但同时请求他帮忙寻找口罩货源。

　　这让他有点悲喜交加。为了维护疫情期间变得极为脆弱的客户关系，他必须费尽心力地“不务正业”，且不会从这笔订单中赚钱。

　　2月中旬，国内疫情爆发，赵科在老家过年都没过好，因为国外客户夺命连环call，催着加急生产。

　　好不容易复工，国外疫情又严重起来，“国外门店都关了，新产品不需要，加上客户仓库爆满，老产品也不让发货了。”他愁得天天喝茶去火。

　　3月5日后，随着外贸订单大面积取消，赵科不得不把已生产的货压到自己仓库。客户提货时间拖后近一个月，这意味着往年给85%尾款的时间也顺延一个月，资金周转压力更大。

　　赵科的订单中，有70%来自俄罗斯。尽管当地疫情并不严重，但仍有九成订单被取消。原来疫情导致全球石油用量下降，石油大国俄罗斯首先受到冲击——卢布大幅贬值，一度跌下18%左右。

　　而外贸通常以美元结算，俄罗斯客户的采购成本一下子增加近20个点，但产品利润平时只有十几个点。在这种情况下，不做生意就是赚到，就像那些没在3月杀入股市的投资者一样，不出手就是赢家。

　　赵科预计5月中旬会有大批外贸工厂倒闭，“其实不只是LED行业，所有的外贸行业都很惨，除了医疗器械。”他发现同行现在做的全是年前订单，大部分在4月底结束，好一点的可能撑到5月初。他长期接触的一位供应商，正常情况下，一年营收可以做到八千万美元，结果今年一季度只接到200万美元的订单，仅有去年的1/40。

　　生存挤压之下，为争夺有限的订单，价格战又死灰复燃。“以前这个行业可能有15个点的利润，现在至少会砍掉5个点，报出历史最低价。”可赵科观察发现，价格战效果有限，客户仍然不下订单。

　　“2019年已经很惨了，没想到2020年还更惨。”他抿了口茶，半天才咽下去。原本他打算趁今年扭转局势，扩大招聘、推广智能新产品，没想到遭遇疫情黑天鹅。

　　如今工厂每个月支出40多万元，他准备在4月底裁掉三分之一员工。“撑一两个月还好，三个月就很难，如果5月疫情能控制住，还有盼头。”

　　宁波的外贸服装老板唐小凤，心里更苦，她经营宁波飞创进出口有限公司（Ningbo Future Import & Export Co.Ltd）。服装出口去年就陷入低迷。

　　根据海关数据，2019年中国出口服装及衣着附件1513.676亿美元，同比下降4.0%。唐小凤的工厂只做欧美时尚款，分为Forever21等商场品牌和沃尔玛等超市品牌两种，其中99.5%销往美国。

　　3月15日是关键节点。当时美国各州大多宣布“居家令”，鼓励民众在4月20日前减少出门。由于货运储运期加上柜期需要45天，4月20日前商店有足够库存销售，所以5月30日前上架的订单被纷纷取消，幅度达50%以上。

　　往年4月前后的换季时期，是全年最忙的生产旺季。但今年工厂很清闲，被取消的订单紧急停止生产。但唐小凤还有一批成品衣，在太平洋的货轮上飘着——由于客户仓库关闭，到岸后需要自己找仓库存放。

　　3月、4月都在亏损。她现在对每一个经营数据“门儿清”：“已经被取消了100万件订单，货值800万元左右，预计全年利润减少几百万元，降幅达50%左右。”

　　外贸服装业损失巨大，也与商品属性有关：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时装设计款，过了时节就不再流行，不像一支笔、一盏灯，疫情之后还能原价销售。唐小凤决定按1-2折处理库存，如果这批春装囤一年再卖，除了支付一大笔仓储费外，过季衣服也很难卖出原价。

　　一线城市的消费者可能已经在门店和奥特莱斯见识了品牌清库存的决心。在北京一家赛特奥莱，阿迪、耐克以五折、六折甩卖，捡白菜的消费者排起长队，门店不得不采取限流措施。而另一品牌ONLY，则80元一件甩卖积压的衬衣、裙装。

　　在广州庆丰服装城等批发档口，大量外贸衣服在甩库存，有网友发现，“一件质量良好的迪士尼T恤批发价只有6元，童装T恤5元，不少堆地上的衣服只有一两元。”

　　疫情让外贸几乎进入休克状态。在出口外贸业占主导的义乌和广州，商家受损情况更为严重。多位受访人士表示，义乌商品城的铺子很多在转租。按规定商户必须每天开门，于是不少老板免费转让门店给别人做生意，就当帮忙开个门。

　　骅威文化创始人郭祥彬以玩具产业起家，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2013年仍在发酵的欧债危机，他说道，“以往危机中起码能出货，顶多是利润降低，而这次危机直接出不了货，等于无收入。”

　　唐小凤透露，哪怕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服装行业直到2019年11月才增加7.5%的关税，中国供应商调整价格后，利润空间虽然降低，但去年订单并不算少，“以前只要有货出去就有成交，但这次损失是致命的。疫情拖得越晚，风险越大。”

　　如果从宏观数据来看，外贸冲击的范畴或许超乎企业主层面的想象。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出口国，2019年中国全年出口17.23万亿元。仅在2019年10月举办的第126届广交会上，到会境外采购商18.6万人，当月中国出口成交额超过2000亿元。但今年春季广交会刚宣布延期到6月，且会场搬到线上。部分外贸厂商对线上的效果心怀忐忑。

　　中国民营企业可能是韧性最强的一类经济体。没有老板甘愿坐以待毙。很多人为了自救，比罗永浩更早出现在“带货”平台上。

　　义乌商贸老板万豪云透露，不久前商城集团组织店铺对接网红，借助直播卖货。“现在进店客人翻倍，但接单不到去年的三分之一。因为进店的一个个小年轻儿，很多都是做自媒体的，他们到店里不是买货，主要是找素材拍视频。但老板们听说能帮忙带货，都热情不得了，以前不存在这种情况。”

　　电商平台活跃在转内销的浪潮中，比如阿里在“春雷计划2020”里公布资源支持、减免费用等措施，京东旗下社交电商“京喜”上线“工厂价卖光外贸货”专场，拼多多甚至与宁波政府战略合作，推动超1.5万家外贸企业转内需市场。

　　万豪云发现，商家们清理外贸库存相当于“半卖半送”，比如电器处理价格，只有外贸出货价的一半。大商户们也放下了对规模的执着——以往外贸单一般是上万件起送，而现在国内客人拿三五件，他们也愿意出货。

　　这导致义乌外贸市场出现两重天现象。万豪云告诉我们，义乌的商贸城主要做销往欧美的市场货，这次受冲击很大；但其他处理尾货的库存市场反而热闹起来，一方面市场上的库存货变多，另一方面国内很多失去工作的人转向摆地摊谋生，他们主要销售库存尾货——而义乌市场在该领域优势明显。

　　万豪云的朋友李爱腾，一个货拉拉司机，也兼职做起来电商直播。这名年轻人的危机感很强，外贸惨淡直接影响他的运输生意，有时两天都接不到一个单子，一次“蹲了一天抢到一个单，加上油费和车损总共才收到80元”。但他不想消沉下去，便盘算着利用商家清库存转内销的机会赚钱。

　　李爱腾白天去市场拿货，晚上摆好三脚架直播卖货，头两天居然卖了70件玩具，有一两百人在抖音观看。但他很快发现效果不佳，决定从规则流程开始改进，“要搞明白售后、打单、物流交接，然后再补充20-30个品类，玩具更适合节庆日，还是应该主打当下能用到的日用品。”

　　不过外贸转内销真的顺畅吗？经验丰富的万豪云看出其中端倪：即使低价，他也不敢放开拿货。“产品不对路，以电器为例，有些外贸产品没有售后顾虑，所以质量参差不齐；而国内有售后，所以不敢卖差货。”他和商家商定，拿外贸货的前提是必须保证售后服务。

　　一名深圳制衣厂老板“沃克MAN”，连续在今日头条发布卖货短视频，称“外贸订单只能持续到6月，每天无所事事浪费时间，分享荷叶连衣裙”，但底下评论只有寥寥两条。他还吐槽遇到奇葩，一名买家收货后，300元尾款对方死活不给，微信也不回。

　　赵科则发现，LED行业的国内市场已被大寡头垄断，很难再切进去。如果进行线上交易，几乎是从零学起，他觉得这两条路都不可行，便决定“先歇着，保存实力，等疫情结束”。

　　对于占外贸出口较大的服装行业来说，外贸与内销的差异更大。唐小凤在4月初上线微店和直播平台，最近在考虑开淘宝店处理外贸库存，“还在摸索中，如果效果好，以后我们会多加一条内销线。”但有一点让她很“头疼”——内销的款式倾向韩国风格、偏甜美小巧；而自家的外贸货都是欧美系，设计简单随意、尺码也有局限。

　　最大的问题则在于一时无法转变思维方式，“外贸货最少2000件起订，而内销很多是一两件、一两百件，工人的抵触心理比较大。因为工资按件计，规模效应没起来的话，收入也会相差很大。我们十年来一直做外贸，对内销市场真不了解。”

　　量品CEO虞黎达创业前，在阿玛尼、Burberry等品牌服装代工厂干了近20年。在接受采访时，他直言：“外贸转内销根本不现实，其实我们业内认为，整个2020年国内的服装业会非常困难。”

　　虞黎达观察到，春装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上市后，受疫情影响已经砸在品牌手里。他发现很多品牌的春装卖不出去后，经销商会以“品质不太好”等为由，拒绝再履行合约，或者延迟收货，导致部分夏装也出不去。而内销的秋冬服装订货会一般在二三月开，现在看疫情估计要推迟到五六月，加上采购原料辅料的时间郑州批发童装5元一件在哪里，今年初冬也来不及上货。

　　“内贸日子就不好过，外贸企业何必再转内销？转了还没客户，尺寸也有问题，因为都是按订单做，不是做库存。”他觉得应对这种外贸“休克”只有一招——停工。

　　残酷之处在于，这也意味着大量工人失业或降薪。有网友就反映，表妹一家年后从湖南老家回到惠州鞋厂，本来以为歇工两个月，出去有活干就可以赚钱，没想到去了没事做，一家四口在外面开销还大。他们已经考虑回老家，“起码有口饭吃”。

　　疫情在全球蔓延，有的工厂停工不久就能复产，有的却永远消失了。在疫情的放大镜下，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的进程也按下前进键。

　　48岁的中年男人冷枫很早就有觉察，十几年来，他做工的东莞东昌鞋业相继关闭湖南、广州的工厂，转去越南建厂房。2019年，东莞总部的工厂也在缩小，从三层楼厂房和三层楼宿舍，缩减到一楼一个门面房和二楼厂房，其他空间租给18家小企业。

　　他之前听内部消息说，今年5月中国工厂将全部撤向越南，但东莞厂的116名员工没想到，疫情还没结束，老板就决定提早撤离。

　　冷枫透露，工厂主要生产网布鞋和靴子，外贸订单占七八成。2月17日复工后没有订单，只能做年前接的外包活。其中，财务、报关、仓库的20名员工上了一个月班，打鞋底和抽鞋面两个部门上了一周班，剩下的工人因为没活干，一直没去工厂。

　　3月16日，所有工人停止上班，19日工厂关闭，期间厂里资产评估66万元，给工人发了2月工资。冷枫和工友们不满的是，他们没有一分钱裁员补偿，而以前湖南和广州工厂撤退的时候，都还有这笔费用。

　　“我们有六七十个人，在这里干了十几年，现在四五十岁了，出去也很难找到工作，很多工厂有年龄限制，改行去五金厂、电子厂，我们也吃不消。”一个多月下来，冷枫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他仍在东莞等待劳动仲裁，同时寻找工作机会，有些工友则回了老家。

　　冷枫对老板的举措并不意外。“越南每个月的工人工资一千多元，中国是四五千元。”事实上，在中国设厂的服装、鞋帽、家具等产业很早就向越南转移，高科技制造业也在陆续转移，比如英特尔多年前就在胡志明市设立全球最大的封测厂，三星也于2019年10月关闭在中国的最后一家手机工厂。

　　历史学家施展调研发现，越南的优势在于劳动力和税收政策上，而在工厂租金、水电费上处于劣势。另外，越南没有完整的重工业基础（原料和零部件需从中国等进口），没有广阔的内需市场（制造业产品多出口），导致转移产业多是对供应链需求低、人工成本占比高的组装工序，而其对零部件复杂处理的前段环节跟不上，相应的制造业很难转移。

　　今年3月初，当中国的疫情影响到苹果供应链，苹果高管层仍拒绝下属提议的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越南的措施，甚至也叫停了在印度开设iPhone 11的计划，因为当地没准备好熟练的劳动力或苹果期望的强大基础设施。为此苹果继续选择在中国生产。

　　这与疫情加剧东昌鞋业等的产业转移并不矛盾，换句话说，疫情让企业更深刻认识到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如果该产业更看重劳动力成本，那就转移到更便宜的东南亚，如果对工人熟练程度或其他设施要求高，那仍有望留在中国。

　　唐小凤将中国扮演世界工厂的优势归结为“文化”。“中国人对赚钱有很强的欲望和冲动，不像东南亚工人动不动就罢工或偷懒。”她所在时装行业生产周期三个月，有时需要加班赶工，国内工人更适应生产节奏。“如果做基础款，一年四季都能卖，就适合开在东南亚，另外花式面料等流行的特殊面料也需要在国内做，因为国外的设备技术不成熟。”

　　在虞黎达看来，高附加值的、要求快速反应的会留在中国，因为这种对工艺要求高，对价格不敏感，规模也较小；转到越南等地的大部分是低附加值的组装。

　　但他也很忧心越南的情况，“从加入WTO开始，中国的代加工制造业经历了15年左右的黄金期，也是出口外贸业拼劳动力、拼成本的红利期，但我觉得越南最多有5年，因为人口基数比中国少，未来拼这些肯定不行，得拼研发、效率和速度。”

　　施展提出的核心观点是，制造业从中国向越南转移并不是“转走”，而是中国供应链网络的一种“溢出”，也就是说越南很难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施展在2019年完成调研，没想到在新书上市的2020年1月，一场疫情“黑天鹅”能成为产业溢出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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