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小商品批发市场，是中国十大小商品批发市场之一，与湖北武汉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等齐名。依托铁路枢纽地位，20多年来，株洲小商品市场已发展成为一个年销售额超400亿元，拥有43个专业市场、近百个小市场、近3万商户的大型产业。株洲芦淞服饰市场集群更是中南五省最大的服装集散地之一，服饰业也成为株洲正在着力打造的5个千亿产业集群之一。

　　自上世纪80年代末，株洲最早的小商品市场南大门市场兴建开始，陆陆续续就有湖北、浙江、福建等地人迁来株洲经商，其中湖北人最多。

　　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都留着艰苦奋斗的足迹。长江商报记者采访了几位来株洲打拼的湖北商户，他们的成功，验证了“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创业哲学。

　　株洲，古称建宁，三国时孙权在此设县。城依湘江，清初，江西商人在株洲修造建宁码头，遂使商业迅速发展，各项贸易居当地集镇之首。

　　株洲在湖南东部偏北，北临长沙，南连衡阳、郴州，东接萍乡，西靠湘潭，交通极为发达。公路方面，京珠高速、上瑞高速、岳汝高速、长株高速以及连接闽南、赣南、湘南的“三南”公路都在境内穿过。航运方面，穿城而过的湘江，是长江第二大支流，四季通航，千吨级船舶可通江达海。空运方面，距黄花国际机场仅40公里、20多分钟车程。

　　然而，除了公路、水运和空运之便，对株洲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交通运输方式，当属铁路，甚至可以说，株洲是一个被火车“拉”来的城市。

　　株洲市形成初期，仅在湘江岸边平原、低地等交通便利的地区分散布局，规模小，甚至不能称之为城镇。随着京广线在该地域穿过，城镇开始沿京广线分布，后随着湘黔线、浙赣线的兴建，株洲成为贯穿南北、连接东西，南方最大、中国最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城市规模因此迅速扩大。株洲火车站平均每3分钟接发一趟列车，是全国五大客货运输特级站之一，加上武广高速铁路的眷顾，更坐实了“北有郑州，南有株洲”这句话。如今的株洲，已是湖南第二大城市，长株潭城市群三大核心之一，从2006年开始，株洲一直保持中部六省非省会城市综合实力第一的称号。

　　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运输的发达，使株洲迅速成为南来北往重要的商品货物集散地，通达全国的客货运专线多条，商品能辐射到全国20多个省、230多个县（市、区）、约15万个销售网点，并与东南亚、非洲、西欧等地区建立了商贸往来和战略合作关系。

　　株洲的各个批发市场，便从火车站旁成千上万个小地摊中孕育而生。从1989年第一个专业市场——南大门小商品市场开始起步，经过20余年的发展，株洲市芦淞区以火车站为原点，向周围辐射开来，形成一个经营面积达1.5平方公里的芦淞服饰城，现已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服装市场群和区域性、国家级、现代化的物流中心。近五年来，芦淞服饰城销售额保持年均15%的增长速度，并先后荣获“中国十大服装批发市场”、“中国品牌市场”、“中国服饰名城”、“中国十大服装专业市场”、“中国服装商贸名城”、“中国女裤名城”等多项殊荣。

　　在这里，各类批发市场、大型商城鳞次栉比，甚至近年形成了一条数公里长的国家3A级景区步行街，其发展之迅速，市场之集中，商户之密集，更是国内罕见。

　　“以服饰产业为主，我们这里一共有43个各类服饰鞋帽小商品专业市场，其中又有上百个小市场，汇集了近3万经营户，解决了近10万人的就业，而相关配套的餐饮、物流、娱乐等从业人员超20万人。如果全部逛下来，大概需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芦淞区市场管理局一位叫汤学军的工作人员对长江商报记者说，“你可以发现，我们所有这些市场都离火车站非常近，最远的也不过一两公里，它们都是被火车‘拉’来的。”

　　“株洲是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地，一些有眼光的人发现了这一点，从1986年开始，他们从广州等南方城市贩来服饰在火车站旁边搞批发零售。渐渐地，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就有了1989年的第一个批发市场大南门小商品市场的诞生。”汤学军说，“做生意的人天南海北的都有，其中来自于湖北的非常多。顶峰时南大门中九成都是湖北人，现在市场大了，但保守估计也有30%的商户来自湖北。”

　　芦淞区政协常委、湖北黄石人闵昆鹏就是这些“有眼光的人”之一，他已在株洲打拼了13年，现在是一个年销售额达数百万元的鞋业老板。你很难想象，如今在面前侃侃而谈、热情洋溢的30岁男子，却是从湖北黄石走出来的一名留守儿童。

　　“我是农民的孩子，父母是第一批到株洲来打工的，那时候我还小，由奶奶带，可不就成了留守儿童。”说起过去，闵昆鹏显得很洒脱，“我的老家黄石金牛镇有很多人迫于生活压力，外出打工谋生。10万外出的打工者中，有一部分去了汉正街，另一部分，约2万人左右，来了株洲。”

　　1989年成立的南大门小商品市场，让很多走南闯北的人看到了机会。闵昆鹏的父辈们便在此安定下来，成了第一批迁徙到株洲的湖北人。

　　“那时候很苦，要坐十几个小时火车半夜去广州打货，回来后就在火车站、南大门旁摆地摊，真的很不容易。”闵昆鹏说，“但是我们乡下人能吃苦，做生意为人也沉稳实在，慢慢就在株洲扎稳了脚跟。”

　　和闵昆鹏一样，黄石人雷祖璟也是2002年来株洲闯荡的，算是第三批到株洲的湖北人。不过，他却是被1995年第二批到株洲的姐姐雷虹给“逼过来”的。雷祖璟原在黄石开出租车，赚不了多少钱，但小日子倒也过得自在。但在姐姐几次三番的催促下，不得不南下株洲开始了拉板车的生涯，当时他身上仅带了3000块钱。

　　“那时候压力大，不比在家里，租房和吃饭的钱全得靠力气赚。一天少说要拖七八板车的货，从市场到码头，累得人筋疲力尽。我有一年实在受不了，就偷偷溜回了黄石。但姐姐追回去，骂我没出息，把我又揪了过来。”谈起这些，雷祖璟还有些不好意思。如今，雷祖璟已是一家品牌店的老板，生意遍布湖南、湖北、江西等周边省份，算是苦尽甘来。

　　今年正是本命年的雷虹说起当年的创业经历，可谓是一路荆棘。“不像在单位上班，没有人传帮带，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学，从进货到盘账，全靠一次次的经验积累。”雷虹笑称，“那时候觉得来株洲像是从城里到了农村，脏乱差，完全不习惯。”

　　1995年，那时候还没有ATM机，也不能异地通存通兑，雷虹就用丝袜、透明胶把几万块进货的货款贴身绑在腰上，货款全是10元面额，穿上衣服整个人都胖了一圈。“那时候没人带，也不知道广州进货的时间和我们在株洲这边不一样，株洲是早上四五点开始做生意，到早上九点差不多就收摊，而广州那边八点才开门。”雷虹说。那天早上，她6点就到了平时进货的鞋城，发现整个市场都没开门。这时先后走来几拨中年人，自称也是来进货的，有一家的货特别好，叫大伙都去仓库看看。那几拨人就都动了身，雷虹不明就里，也跟着去看。结果一到仓库二楼就发现上当受骗了，骗子们原形毕露，用匕首在雷虹身上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逼着她交钱。“都是自己赚的血汗钱，哪肯给啊，我就骗他们说去上厕所，一进去就在钱上写下‘请救我’三个字，将大把钱从厕所的栅栏缝里扔了出去。幸好有过路的人看到报了警，我才死里逃生，但钱全都被抢走了。”雷虹最后被在广州的同学找到，回家整整睡了一天一夜才缓过来，那次经历让她至今仍心有余悸。

　　“往南不行，我就往北，北方人耿直。”雷虹在广州折了几万块后，就开始了“北上”之路。在山东青岛，她的诚实和坚持最后打动了双星鞋业，拿到了双星运动鞋在湖南的总代理资格。而彼时在株洲市场上，买家是以价论货的，只认便宜不认质量，雷虹最初从黄石橡胶一厂、橡胶三厂进的货虽然质量好但价格比较高，始终难以打开市场。

　　虽然市场效益不好，但雷虹仍然坚持以质取胜的原则，直到1998年百货改制，依托品牌的雷虹终于收获了第一桶金。随后，她又对球鞋款式进行了钻研，认为“球鞋舌头太短，穿着不舒服”，随即对青岛厂家提出了改进要求，加长双星球鞋的舌头，做成翻舌设计。这一改动，让新款双星球鞋在全国的超市、卖场、校园里一炮走红，她的货也开始供不应求。

　　2000年，雷虹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彩梅老北京布鞋，而今，更是拥有了自己的工业园和写字楼，成为了全国的总代理。

　　自1989年南大门小商品市场开启，株洲市场涌进数万名湖北人，顶峰时更是占整个市场经营者九成，其中又以仙桃、汉川、武汉、黄石、大冶、监利等地的湖北人居多。

　　但如今，在株洲芦淞服饰城服饰行业中，成规模的大企业都是温州人、福建人或是邵阳人所成立，占人数优势力量、深耕株洲市场的湖北人为何会被挤到角落？

　　长江商报记者调查采访发现，湖北商户的没落，虽有外部势力的竞争，但更让人痛心的，却是湖北商户内部的不团结。

　　曾在株洲芦淞读书、工作，并熟悉当地服饰行业的代先生向长江商报记者透露，这与邵阳人的“入侵”不无关系。

　　十年前，邵阳人开始大批到株洲做起服装生意，与湖北人产生了激烈的竞争。一时间，从进货渠道到出货价格，从物流码头到店铺资源，双方开始“大打出手”。

　　更有甚者，2009年前后，双方更是在南大门市场内开始了线年的洗礼，南大门市场已从大工棚铁皮柜发展成中南地区综合性批发市场，寸土寸金的地段和愈来愈强的市场竞争终于让湖北人和邵阳人发生了正面冲突。

　　“双方晚上经常会发生冲突。”代先生说，“那时候我就在市场附近读大学，学校严禁学生晚上外出。”

　　此事亦得到了雷祖璟的证实，“就是打码头，争夺那时候货运的线路，谁赢了就能得到好的线路。也有抢南大门柜台的，那里是株洲最好的地段。”

　　最终，邵阳人赢得了那场旷日持久的争夺。“邵阳帮十分团结，一家邵阳人开店，所有的邵阳人都放鞭，邵阳商会出钱把礼炮从街头一直摆到街尾。”代先生称。

　　雷祖璟则认为湖北人“不够团结”，“虽然有湖北商会和武汉商会的存在，但基本上没起到什么作用。人家温州商会的人去银行贷款、办POS机手续什么的，银行都显得要殷勤些，而湖北人则没有这些优势，更不要提湖北人之间借贷、融资之类的了。”

　　他还说起记忆中仅有的一段湖北人一起投资的故事，“那是大家一起投资做挖沙的竞标，结果标是拿到了，但价格太高，整体亏了几千万到一个亿左右吧。之后，就没人再提合作的事了。”

　　另外，代先生还认为湖北商户大多不重视电商，“我以前在株洲芦淞就是做电商的成都童装男童批发厂家直批拿货，邵阳人也好，温州人也好，都对这个新事物非常重视，从2010年起就大力推广发展电子商务平台，为企业获得更广阔的空间。而相比之下，湖北商户就不是很重视了。”

　　邬家算是比较早的一批到株洲闯荡的汉川人。1992年，邬国园的父亲就到株洲做起了内衣生意，行情还不错，便举家迁到株洲。2010年前后，邬国园在株洲成了家，妻子郑康丽是在株洲认识的，娘家也是在株洲做生意的汉川人，双方家里还是熟人。

　　比起雷家姐弟的生意红火，郑康丽的母亲和大多数湖北人一样，集聚在结谷门市场、南大门市场和金谷市场等比较老旧的批发市场里。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门面，粉刷的墙壁已经熏得几乎分辨不出颜色，无论从硬件设施还是软件设施，都无法与2004年后新建起的中国城、金冠等新批发城相比。但是，郑母所在的结谷门市场，门面每月仍需2000元的租金，这还是租户们和市场协商过从3000元降下来的结果。饶是如此，郑康丽母亲的丝巾、饰品批发店还是难以为继。。

　　问其原因，郑母归之于市场不景气，大家生意都不好做。而郑康丽则认为是竞争太大了，“这里（结谷门市场五区）几百家商户中，大家虽然都是汉川老乡，但由于做的产品大多类似，竞争很大。”

　　邬家不得不早早开始寻找新出路，邬国园的父亲在长沙做一些小规模房地产生意，邬国园则打算干脆搬到义乌去。去年底，他们已在义乌小商品市场谋了一间门面，上半年，邬国园和父亲守店，下半年，则换妻子郑康丽去做生意。

　　类似同行竞争的问题，在老一点的结谷门市场、南大门市场、金谷市场比比皆是，而这些地方又大多是湖北人的聚集地。市场为管理规范，相同类似产品就会放在一起，而湖北来的商家大多文化不高，做的生意也就互相类似，老乡成了同行，同行成了冤家。“就怕他售价更低，拆我的台，哪还谈什么合作。”结谷门市场五区，一位湖北咸宁的商户笑着对记者说。

　　“能吃苦，脑筋灵活”，这是株洲芦淞市场里大多数外地人对湖北人的评价，也是第一批湖北人成功“登陆”芦淞市场的原因。由此，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湖北人20年间持续向株洲芦淞服饰城集群迁徙。“株洲市的领导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芦淞服饰市场，就是在湖北人手里开拓出来的，是湖北人锐利的眼光找到了芦淞的定位，也是湖北人这些年辛劳的付出，才造就了今日繁荣的市场。”闵昆鹏说。

　　但人不能总躺在功劳簿上睡觉。如今的芦淞服饰城中，成规模的大企业几乎都是出自温州、邵阳等地人手中；湖北人的身影，频见于食物链末端的低端市场，辛苦，却鲜有致富。

　　“都说湖北人聪明，我看就是小聪明。”雷虹直言不讳地说，“大多数人乐于对蝇头微利斤斤计较，为了销量而选择做质低价廉的产品，互相之间又有内耗内斗，难以形成合力共同面对外部的市场竞争。。”

　　代先生更是指出当代迁徙株洲的湖北人共性：文化层次较低，大多数属于被动地去做生意，缺乏学习能力、创造能力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当互联网时代汹涌而来，温州人、邵阳人选择跟上时代的脚步，利用电子商务平台不断扩大品牌的影响力和资源渠道，而大多数湖北人则选择墨守成规，终于一步步被赶上、超越。

　　融资困难更是广大湖北商户的老大难问题，在外人看起来，有麻烦随手帮，有钱互相借一借支撑着渡过难关的现象很正常，但是在湖北商户间这种现象却很少见。加之互相没有抱团，个人向银行申请贷款、融资也会遇到不小障碍。在芦淞服饰城步行街中心地段的株洲投融资商会，投融资主任胡女士对长江商报记者说：“我们将在下个月正式开业，目前主要面对芦淞服饰城的广大商户，服务内容将是像超市一样涵括投资、融资、理财等多种产品。不过，目前在我们现有的100多位客户中，尚未有湖北客户。”

　　闵昆鹏则认为是湖北商会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湖北人在外地打拼本来就蛮不容易，如果还互相拆台就更加让人痛心。希望政府能牵头重新组织湖北商会，帮忙协调好各方关系，阻止垄断和同业恶性竞争。同时，商会也能成为个体户、企业家和政府沟通的渠道，让政府能知道企业遇到的困境以及如何对症下药。另外，商会还能为各家会员商户提供担保，解决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

　　对比一下温州商会、福建商会，雷虹真心希望在株洲的湖北商户能团结起来，“传帮带也好，资金扶持也好，信息传递也好，我们总该做点什么了。”

　　湖北人在外地打拼本来就蛮不容易，如果还互相拆台就更加让人痛心。希望政府能牵头重新组织湖北商会，帮忙协调好各方关系，阻止垄断和同业恶性竞争。——闵昆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