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民营经济发源地。正是众多看似不起眼的小企业、小作坊，衍生出一条条产业链、一个个产业园与块状经济，使浙江从资源“小省”逆袭成经济大省。也正是这些产业，满足了当地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更吸纳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

　　湖州市吴兴区的织里镇就是典型代表之一。20世纪80年代，织里镇从一条占地面积仅0.8平方公里的“扁担街”起步，发展至今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童装基地。小小织里，涉及童装业的工商注册经济体就有2万余个，年产值超600亿元。45万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达35万人，绝大部分从事童装业。

　　疫情之下，浙江的民营经济发展情况怎么样？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如何？最近，记者前往织里镇蹲点调研宣武童装批发在哪个地方，力图在“中国童装之都”寻找缩影与答案。

　　驱车进入织里镇区，相比两年前，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道路两侧高层小区多了不少。陪同采访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几年，织里每年新建地产项目几十个，然而新房仍供不应求，每平方米单价过万元。购房主力军都是“新织里人”，买了房等于扎了根。

　　在织里，童装就是“超级符号”。街上琳琅满目的店铺，几乎都与童装相关，就连电梯里小广告亦是如此；大批采购商常驻于此，看款、下单，“一条龙”解决；夜幕降临，商户开始打包发货，翌日商品便能亮相于千里之外的市场……

　　“童装在织里的繁荣，靠的就是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最初低廉的劳动力。然而，这个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随着人力资源成本上升，‘长板’变成‘短板’，转型势在必行。”织里镇童装商会会长杨建平认为，这背后其实就是一场产业工人的转型升级。

　　47岁的胡群雅是名“海归”。去年，她所创办的“弗兰尼尔”公司产值过亿元。她坦言，这几年用工成本增加很快，尽管通过机器换人，劳动效率有所提升，但还是要想方设法将更多加工环节外发，以此来降低经营成本。

　　“弗兰尼尔”一线人，几年间，通过与苏北企业深度合作，目前留在织里的一线人。在胡群雅看来，产业、技术在升级，也倒逼着工人升级，技艺娴熟的就能留下，并且成为紧俏人才，而跟不上潮流的，只能被淘汰、转移。

　　据了解，从2016年开始，织里联合13个外地商会，合作异地办园，将更多生产基地转向外省。湖州市安庆商会会长李结满告诉记者，安庆人在织里最高峰时接近17万人，近四年中，已有七八万人回到老家，从事童装加工、电商等。

　　“短短几年，安庆市3个县就涌现出七八千家童装相关企业，其中约7成从织里转移而来。如今留在织里的一线后’越来越多，光从事电商、直播的就至少有两三万人。”李结满说。

　　记者通过采访还发现，现在很多留下来的织里工人，开始患上“技能恐慌症”，不再简单出卖劳动力，而是在一场场产业升级中，通过不断“充电”，成为技术能手。头脑活络的，因为电商经济的走红，索性自立门户，“单飞”做起了小老板。

　　26岁的丁思伊是织里镇团委副书记，今年疫情后，她与镇里其他36名团干部自发组建起一个“主播团”，帮助织里众多小型服装企业直播带货。实际上，在产业一线，不少企业早已嗅到商机，尤其是年轻一代，通过直播电商赚得盆满钵满。

　　来自石家庄的赵文广，之前一直在老家卖童装，去年与妻子刘苏丽南下到织里创业。起初租了一个300平方米的仓库，妻子直播带货，丈夫运营管理。不久，仓库就显得过于局促。今年5月，仓库换成了1200平方米的，员工扩容到16人，基本每天可转化三五千个单子。

　　在这个建成仅一年多的永信跨境电商园内，像赵文广这样的初创型团队不在少数。别看这些团队规模不大，收入和增速却令人刮目相看。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园区内流水线上的工人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处不在的年轻人身影。

　　走进“迪拉熊直播间”，一场服装直播即将开始。两年前，陈巧与3名小伙伴组团，按单拿提成。尽管每天开播10个小时，几位小姑娘却如同打了鸡血一般。因为在她们眼里，踩缝纫机是落后的代名词，而直播带货却很洋气。

　　与电商园临近的大河村，更是“80后”“90后”的主战场。大河毗邻童装城，过去家家从事服装行业，一二楼做厂房，三四楼当仓库和宿舍。如今，加工环节要么进园区，要么转外地，这里则化身“淘宝村”。1400多家电商，外来人口就有1.2万人，足足是本地人4倍。

　　“这里的年轻人，有的主打抖音直播，有的专注淘宝电商，有的转场拼多多……总之，各有各的发财路，一直要忙到午夜。你说，他们还算农民工吗？”在村里当了12年村干部的丁红星向记者反问道，“他们很多来自农村，却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

　　据了解，目前织里童装业里，电商企业有8000余家，去年销售额120亿元。对于用工需求的变化，湖州大家园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董事长罗玉花深有体会。电子商务刚兴起时，她就在织里开设了童装电商孵化中心，并与外地技术学校合作，学生培训完就能进企业就业。

　　“最高峰时，我们每年培训四五千人，主要是美工、运营、仓储、客服等，后来开始培训织里的老板、老板娘。今年，我们将更多精力聚焦主播培训。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这几年自主创业的越来越多，有文凭、有学历的年轻人也愿意来织里了。”罗玉花说。

　　眼下正是织里童装业的招工季，无忧人才市场每年可解决近八成用工份额。市场总经理陈正晨与罗玉花有着同样感受，“尤其疫情后，随着店铺经营模式的改变，主播成了新兴热门职业。一名工人的月薪大概五六千元，但一名主播稍有些带货能力，就能轻松开到1万元以上，甚至更高。”

　　2018年，国家统计局湖州调查队曾发布一组数据，针对织里185家童装企业的跟踪调查，过去4年，营业率仅为43%，呈现出存活率较低、消亡较快的特点，与新设立小微单位行业间经营相比，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

　　在织里镇镇长陈勇杰看来，产业本来是在发展与取代之间不断螺旋式前进，织里童装业的今天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阵痛，并且这样的转型一直在路上。“但无疑，这场疫情加速了产业洗牌。”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产业层次低下、品牌意识薄弱、创新能力不强等原因，童装业同行竞争激烈，绝大部分企业以贴牌加工为主，加上原料成本、房租成本、用工成本抬升，本就在挣扎中前行。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许多订单大减，直接加速了企业死亡。

　　陈勇杰说，近几年，面对产业转型带来的挑战，织里加速“腾笼换鸟”：建设童装产业示范园和小微产业园，破解童装低端生产格局；成立童装质量检验中心、电商孵化中心、童装设计中心；搭建童装大数据、人才支撑、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服务等平台……今年织里又出台童装升级“八条政策”，安排专项资金1亿元，用于鼓励童装企业上规升级、创新发展，以及支持“网红经济”等。

　　“花无百日红，产业发展一定是曲折的。低谷的时候更要认真对待危机。这中间，会有一批企业死去，但也会带来一波机遇。这时谁把内功练好了，谁就能站上新高峰。”胡群雅的战略部署是，紧盯细分市场，加速技术提升，“只有企业发展好了，员工才能吃下定心丸，就业才能稳得住。”

　　记者采访时，偶然间碰见一位织里年轻人，名叫胡青青。她的父亲朱林方，在童装业摸爬滚打了半辈子，靠此养活了一家人。但如今生意每况愈下，徘徊在“死亡”边缘。谈及原因，胡青青一针见血：“老一代人的理念、审美、精力都跟不上了，怎么跟年轻人拼杀？”

　　她直言，很长时期里，本地人更多充当中间商角色，靠赚中间差价，如今已很难有生存空间，如果不转型，只有死路一条。她的计划是帮助家里开间淘宝店，接棒父亲，看看能否起死回生。

　　今天在织里，由于外来务工人员有所减少，加上本地年轻人愿意吃苦的不多，出现了童装企业招工难的现象，尤其是熟练工紧缺。另一方面，设计、直播、运营等新兴人才为童装老产业不断注入新血液。

　　这样的“冰火两重天”还有不少：昔日热闹的布料城，如今门可罗雀，而电商园、淘宝村，深夜依然灯火通明；面对危机，小企业断尾求生，老一辈坠入时代谷底，而新新主体接力奔跑。在这场洗牌中，织里童装业又有了新的面貌和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