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租店做生意的一天，通常从天亮前开始。夏季的凌晨5点，深圳龙岗区马桥市场已有零星铺位亮起灯光，高文元开着面包车拉着家当和童装，找到一个不足5平方米、挂着“华兴百货”门头的空铺子。这里将是他这一天的店铺。

　　关掉月租金上万元的实体店，租100多元一天的日租店做生意，同一个店铺，今天卖你的童装，明天可能就卖他的女装。在深圳，每天换一个店、流动在日租店铺里的生活，46岁的商户高文元已经过了5个月，其间他走遍了龙岗、罗湖、龙华、福田、南山等区。

　　8月底的深圳天气还热，高文元的面包车里已经备上了秋装。他盼着气温降下来，能搭配着早点清掉冬装的积压库存。深圳的夏天要持续到一个多月后，虽然马上就是中秋节和国庆节，服装生意在节日里“一样的淡”，夏装已经饱和，秋装又不到季节，大多是外地人买来带回老家。平时500元一天的店铺，现在100多元就能租到。

　　日租店是在“放位群”里找的。房东们在群里出租铺位，用长长的广告刷屏，写明流动摊主最关心的事——位置、面积、人流量、租金……满眼都是“旺铺”，联系电话叫“发财热线”，但真正生意火爆的位置基本看不到，被老顾客早早预定了。

　　高文元习惯在晚上“捡漏”。如果撑到深夜12点，只要开价，房东亏本也会把第二天的铺位租出去。这时候原价四五百元的铺位，“花150元统统拿下”。“放位群”里24小时都有消息，不死心的房东一直发到早上六点，“今天特价”的广告才会被“明日有位”顶掉地摊童装批发商。

　　清晨6点是多数人出摊的时间。高文元喜欢早到，摆货需要一个半小时，摆完还不到7点。他说，早晨忙碌的黄金时段是7-9点，做生意赶早不赶晚，“但比起开实体店，这个算很轻松的。”

　　高文元2008年在深圳摆地摊创业时，身上只有五六千元。摆摊3年后，他在同一个位置开了实体店，有几年生意不错，买一两万元的东西“想都不想，直接刷卡”。现在他又回到了原点，连买几块钱的菜都要掂量。

　　之前他经营10年的实体店主营童装。2020年赶上新冠疫情和社区拆迁，店铺关掉了。靠线上自媒体账号的人气，他开始做批发，一度日赚几千元，高文元跟妻子忙到没时间休息。很快他又开起一家样板店，另租了500平方米的仓库，几十万元积蓄都投了进去。那时他觉得，“做生意不怕（囤）货多，始终都要卖完的。”

　　大半年后，生意断崖式下滑。一个自媒体平台判定他有营销行为，封了账号，合作过的客户也不再拿货了。他认为这更多是形势使然——实体店萧条了，童装更加没有市场。以前在实体店卖，社区里的年轻宝妈，谁住了多少年，谁在自己店里买过衣服，他都知道。现在10个顾客里面只有一个年轻人，还只是进店逛逛，主要在网上消费。

　　新冠疫情后的生意更难做。下雨的日子，没人上门他也坚持开门营业，每月实实在在的1.6万多元租金让他焦虑。他先退了仓库，今年春天，又把样板店关了，留下积压的货物和几十万元外债。到了能卖夏装的3月，他开始租流动店铺。没有了月租压力，遇上刮风下雨没有顾客，高文元就休息一天，“赚不赚得到很难讲，（但）明天去一个新的位置，也许能卖个1000（元）？”

　　近几年流动商铺模式逐渐成型。一位流动多年的店主观察，深圳的日租店至少有一半是服装生意。店主们大多从摆地摊起家，现在正规地摊摊位少了，生意做大、货物多的摊主，开始租临时店铺躲避日晒雨淋。

　　房主把铺子租给长租商户，经营不善的再租给专门“炒位”日租店的二房东。按照惯例，每次转让，新接手的人要付几万、十几万元的“喝茶费”。在流动摊主租下来前，一个日租店通常已经转了三四手。但只有盘下好位置的房东，才能在旺季赚到钱。也有房东自己就是流动摊主，淡季出租，旺季自己做生意。

　　8月1日晚上8点，深圳市龙岗区桔子坑市场，来自潮州的百货摊主张晋在一家日租店铺内收档。锅碗瓢盆、五金件……他的货品种类繁多，得按特定顺序摆放才能塞进面包车。张晋年近40，已经跑了七八年流动铺位，每天从凌晨4点出门干到晚上9点，回家倒头就睡，“生活不是干这个就是干那个，能动的时候就要干活。”

　　女装店主彭明峰做流动摊主十几年了，跑过五六百家日租店。他说，就算免费送一个固定店铺给他都不要，没办法生存——附近的顾客看腻了店里服装，就不会再买了。他曾经试过连租一个店铺两天，想省去每天摆货收货的麻烦，第二天收入直接少了三分之一。

　　彭明峰不喜欢这种生活，“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但他不敢轻易改行。上次换行业，是疫情期间囤了一批钱包在家放了两年，皮具腐朽掉漆，人们也早已用上了电子钱包。

　　他在湖南农村长大，初中时着迷地图上的大城市，来到深圳后再也没离开，直到今年他已37岁。为了两个孩子上学，他搬去了东莞，平均每天开车往返50公里来深圳摆摊。8月2日这天，在彭明峰摆档的扬马市场，有五六家日租店铺空着。

　　当天与彭明峰的店铺相隔两三家的是田虹的日租摊位，也卖女装。田虹说，以前摊主们大多摆夫妻档，现在至少一半跟她一样独自出摊，光靠摆摊无法养家了，“就得有一个去上班。”

　　父母也搬到深圳后，田虹在四川农村老家的房子没了。除了出摊和陪11岁的女儿看电影，她在深圳很少出门。在她看来，钱要花在值得的地方，比如给女儿报200元一节的数学课。虽然女儿还在上小学，田虹已经在网上查“女孩学什么专科比较好”。她担心女儿长大了会更辛苦，“我们这一代可以靠力气吃饭，她们这一代，可能扫地都不如机器人快。”

　　跟许多流动摊主一样，田虹和高文元都见识过房东的套路。有人租到过假店铺，钱交了，等发现那家店根本不存在，放位的“房东”早已删了好友。有一些房东会放出“垃圾位”——位置差，肯定要亏钱的店。“一天骗一个，这么多群几年都骗不完”，高文元说。流动时间久的摊友互相都认识，店铺相邻时一起分享避坑指南和业内传闻，比如有个铺位是用雨伞搭起来的，大概3×4米，租金却要1800元。

　　流动摊主们不怎么囤货，市场上什么好卖就卖什么。但高文元不行，他还积压了大量童装，每件卖十几二十元。近期是童装淡季，一天只卖两三百元是正常事，去掉店租赚不到什么钱。在马桥市场的一间铺位，他曾卖出过1600元，是在日租店做生意以来收入最好的一次。有的店是卖套装的福地，有的可能爆出100多元的大单……每天面对不同的日租店，高文元都有新的期望，“总有得一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