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乐精品童装批发厂家地址
1984年,一部以个体户为主角、带有强烈生活气息和浓郁广州市井风情的电影《雅马哈鱼档》一上映,就让全国观众眼前一亮。当时,珠三角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在人们对商品经济仍有疑惑的年代,《雅马哈鱼档》破天荒地撕开了计划经济的一角,拍出了广州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缤纷与鲜活。
这是编剧章以武最喜欢的镜头之一:阿龙的女朋友珠珠来找他,小阁楼里,阿龙翻开凉席,床板上是大把的人民币。
勤劳致富、靠双手赚钱,这部反映改革开放后广州几个待业青年成为“个体户”故事的影片,在票价2毛钱的1984年,创造了广州首轮放映票房2275万元、总票房8000万元的神话——按如今的票价估算,相当于20多亿。
“我想攒够了钱,买辆摩托车,也开个鱼档。人家个体户能赚钱,我为什么不能赚钱?我已经向街道办事处递交了申请……”
1979年,全国出现知青返城大潮。为了缓解与日俱增的就业压力,党中央、国务院开启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改革,“个体户”应运而生。
导演张良后来回忆:“最初看到《雅马哈鱼档》原著的时候,一眼我就爱上了可乐精品童装批发厂家地址。主人公都是无业、待业在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他们,让他们走上了自力更生的新路,这样的题材正合我意。”张良大胆选用了大批非职业群众演员,珠珠的饰演者杨丽仪是从佛山兴华商场找到的售货员;而饰演海仔的演员黎志强,则是在高第街开皮鞋档的个体户。
一部反映城市改革的影片,为何会聚焦一爿鱼档?说起来,发轫于鱼档的改革,和当时刚刚主政广东的习仲勋还有一段直接的关联。
章以武说,别看大家都说“食在广州”,当年,地处“鱼米之乡”的广州人,也多年面临“吃鱼难”。根据广州市国家档案馆的资料,在计划经济年代,广州人买鱼需要鱼票,每人每月限发两毛钱。市面上每斤鱼的价格在四五毛左右,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有半斤鱼的指标。想吃活鱼几乎不可能,主妇们天不亮就去市场排队,能拎上半条死鱼回家已算运气好;运气差点的,鱼票还花不出去。
章以武说:“广州有个市民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广东省领导,说买不到鱼,鱼票无法兑现,在信里还附上了一张鱼票。这封信后来被转到当时的省委书记习仲勋的案头。习仲勋书记当时来广东不久,看到这张鱼票,心里非常震动,马上进行调查研究。怎么调查呢?一天早晨,清晨五点多一点儿,他像广大市民一样去菜市场的鱼档排队。当时习仲勋书记也是60多岁的人了,他亲自体验老百姓买鱼的困难。”
亲自调研后,习仲勋在省委会议上说:“广东四季常春,是鱼米之乡,鱼米之乡没鱼吃,买来的‘剥皮鱼’过去都是当肥料撒在地里的,现在都是香饽饽。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会主义不是贫穷,要尽快提高生活水平。”
1978年12月25日,广州以水产品市场为突破口,成立了全国同行中第一间国营河鲜货栈,实行产销见面、随行就市。紧接着又办了咸鱼海味、塘鱼、海鲜品的自由市场。1985年4月,广州取消了最后一张鱼票,水产市场全面开放。由此,一条鱼引发的城市改革拉开大幕!
几乎是一夜间,章以武发现,他所住的越秀区百灵路,一条小街成了一个农贸市场:蔬菜、水果、鸡鸭鹅不再凭票供应,市场议价买卖,一片欣欣向荣。
章以武说:“吃的、喝的、用的什么都有,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可以说是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而且这些东西都不需要票——肥皂也不用票了,牙膏、烟也都可以买到了。在广州,成千上万个体户出现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在我心目当中这是值得写的。但是究竟怎么样写?我心里还是很忐忑,还是没有把握。”
章以武那时常去百灵路上一家鱼档买鱼,正当他有创作冲动却没想好从哪里入手时,有一天,鱼档老板指着收钱的小木箱对他说的一番话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章以武说:“鱼档的主人跟我说,‘老师啊,我这个水淋淋的小木箱,谁要抢的话,谁就要蹲班房。’他讲得非常自豪也非常自信,‘很了不起!’他当时是用广州话来讲的,得意洋洋的。为什么呢?因为劳动致富是改革开放的政策所允许的,是我们政府保护的。”
原广州市水产集团工会主席关汝伟老人那时在广州市水产局供销处工作,他说,水产局在一德路的水产市场率先试点:鲜鱼不再是政府指定的牌价,而是允许市场议价出售。
关汝伟回忆,“当时有两三百个品种的活鱼上市,其中包括以前比较少见的、只能供应交易会外宾的。我们就做中介,平衡价格。允许外地的商户来这里申请营业执照,无论是批发、零售,还是批发兼零售,都可以。我认识的好多生产者,都不捕鱼了,专门帮渔民集中搞运输,来广州搞零售、搞鱼档,直接把鱼运到他们档口卖。”
顺德、南海……附近鱼塘的鱼一路“游”向广州。一时间,热火朝天的交易、活蹦乱跳的鱼生,大街小巷中,是一片人们想都没想过的街景。
章以武据此写成小说《鱼啊鱼》,后更名为《雅马哈鱼档》,发表在《花城》文学杂志上。最终被珠江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王进发现,改编成剧本,拍成电影,在1984年上映。
章以武说:“开鱼档的人都是从珠江边的鱼栏处买鱼,然后运到城里,他们运输的工具不是扁担,也不是公车,而是摩托车后面的水箱。当时他们用的是重庆嘉陵牌摩托车,但是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够新鲜,加上广州改革开放时是引进外资的城市,洋货也很多,所以题目干脆改成《雅马哈鱼档》,很新鲜,很时尚!”
广州个体劳动者协会第一届会长容志仁、胜记饭店创始人梁锦华等一批个体户,都是从开鱼档干起的。每天清晨,越秀区芳村的白鹅潭江面,上百条渔船满载活鱼,鱼档经营者们带着一沓沓人民币前来采购,再用摩托车运回市场销售。
导演张良拍摄电影《雅马哈鱼档》时,大量运用了跟拍和实景拍摄的手法。影片中,阿龙、珠珠和搭档海仔进货的场景,是就地取材的真实场景。演员们在交易现场多次演练后,混入渔船,通过摄影机隐蔽跟踪拍摄,这些珍贵的镜头,让今天的观众得以穿越到40多年前的广州,体会到改革春风下羊城的活力和温度。
从鱼价改革而来的浪潮,蔓延至各个行业。到电影《雅马哈鱼档》拍摄的1984年,在广州从事各类小吃店、修理店、服装店的个体户有14万户60多万人。
章以武在路上碰到过一个学生,先后经营鱼档、五金、餐饮生意,这个曾经的“街边仔”,如今要请自己的中学老师到当时最时髦、最高级的东方宾馆喝早茶。
章以武说:“我问他现在干什么?在什么地方发了大财?他回答说,‘我做过很多工作,做过五金生意,卖过早餐,这一年来主要是卖鱼,这个很稳定。’我又问他,开鱼档一个月能赚多少钱,他说300多块钱。我这个大学里的讲师,每个月也只挣68块半。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他跟我说:‘现在我活出一个人样了,我很喜欢做这个鱼档的生意。我可以进歌厅唱歌,可以跳舞,我也可以去找女朋友拍拖,我有人的尊严了。’想不到这么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孩子,用广州话来讲‘烂仔’,他有工作做,能够赚到钱,能够快快乐乐地过日子。”
章以武也借电影中角色葵妹之口,将这一故事呈现在了电影《雅马哈鱼档》中——“过去有人叫我们‘待业青年’,是街边仔、街边女,可是现在,我们也有了理想和追求,我们自谋职业,在不同岗位上也有了自己的价值和贡献……”
勇闯时代的个体户们当时还突破了另一条铁律:“七上八下”。八十年代初,个体户雇工如果超过8个人,就被认为从“小业主”变为“资本家”。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又明确了雇工问题。至此,民营经济轰轰烈烈,一路向前。
广州越秀区北京路上的昌兴童装,是广州第一家领到正式工商营业执照的商户。昌兴童装现任总经理、陈兴昌的孙子陈识多说,到1986年,昌兴服装店的衣服,当天生产、当天就销售一空,“四元多一件的印花乔其纱连衣裙和一元多一件的毛巾衫,一直供不应求”。
陈识多说:“允许请人了,就请了10个人,每天生产量从以前的五六十件,到后来大概两百多件。每天从五点多开始排队售卖,到早上七八点,就销售一空了。很多人拿回到各省各地销售。1986年,广东省委派广州市工商局组织了美国内华达州的参议员到中山五路,他们就问是不是真的做生意?不相信中国有个体经济了。然后外宾就上楼,慢慢看我们的员工,看我们的布匹,一匹一匹的……他们回去后,我记得美国那篇文章里没有怎么提到昌兴这两个字,只是提到了‘中国确实有个体经济’。”
一条鱼、一部电影,道尽中国城市改革的生机与活力。章以武说,影片在北京大学放映时,从晚上七点半一直放至深夜,在场的学生振臂高呼:“广州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章以武说:“评论家们说电影‘撕开了计划经济的一角,呼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他们说,章以武你怎么老写鱼档,不写猪肉档,不写鸡肉档,不写牛肉档?我说鱼是活蹦乱跳的,本身就表达了一种市民的草根精神,代表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象。有了鱼,就象征着好日子来了。”
广州环市路1988年街景,这条主干道沿线有广州火车站、花园酒店、广州友谊商店等著名地标(摄影记者叶健强)
年年有鱼。1990年到1999年十年间,我国个体户年均新增超20万家;1993年中国第一部《公司法》诞生,个体户“升级换代”,规模化公司成立了;2020年,我国个体工商户的注册量已占到全部市场主体的66%,这一年,国家印发《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开辟消费和就业新空间”。
今年6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熊茂平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9586.4万户,占各类市场主体总量的三分之二,在繁荣经济、稳定就业、促进创新、方便群众生活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下一步,将持续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政策措施,为个体工商户提供政策、信息、咨询、用工、融资等方面的专门服务。
1984年,一部以个体户为主角、带有强烈生活气息和浓郁广州市井风情的电影《雅马哈鱼档》一上映,就让全国观众眼前一亮。当时,珠三角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在人们对商品经济仍有疑惑的年代,《雅马哈鱼档》破天荒地撕开了计划经济的一角,拍出了广州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缤纷与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