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流是从早晨5点开始聚集的。清晨，他们从周边的小区和旅店走出来，从北京市的街边和小铺走出来，扎进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的几栋高楼里，人们更习惯简称这儿为“动批”。

　　北京“动批”是尚在沉睡中的城市最早苏醒的神经。在几条并不宽的马路上，叫卖声、拉客声、汽车鸣笛声和手推车与凹凸不平的地面摩擦的声音一同灌入耳朵，让“动批”绝不仅仅只在视觉上显得“乱”。

　　这种“乱”在北京寸土寸金的二环三环之间已经存在了至少27年，成为这个臃肿的特大型城市的一部分。当这座城市对于区域规划和产业升级的追求日趋强烈时，昔日活跃在市中心的批发市场不得不面临外迁的终极命运。

　　在12月23日开幕的北京市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市委书记郭金龙说，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大气污染、交通拥堵、部分地区环境脏乱、违法建设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到北京的可持续发展，影响首都形象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必须痛下决心进行治理。

　　这种治理包括“加快退出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和资源环境要求的产业，继续淘汰高耗能企业、一般加工业企业和服装、建材、小商品等批发市场。”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同样表示，“对一些服装市场、小商品市场、建材市场等聚集人口过多的业态，要加大从中心区调整退出力度。”

　　这条消息让王维平很兴奋，他是北京市人大代表，也是深受批发市场之扰的居民。据他调查，北京东西城区的小商品市场吸纳了20万外来人口，外迁能减轻中心城区资源、环境、交通的负担。

　　但对于这“20万”外来人口和背后的家庭，以及他们依附的商城投资经营者来说，外迁并不是一件“痛快事”。

　　这一轮关于“动批”外迁的消息最早由一家媒体披露，他们称通过内部获得的报告显示，北京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11月中旬向有关部门报告，“动批”已经不适应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需求，建议外迁。

　　北京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是西城区人民政府刚刚成立的机构，由副区长孙硕担任总指挥，西城区地方税务局局长李玉庆担任常务副指挥。这个在地图上还无法搜到的机构专门负责西城区的产业升级改造。“动批”的直接主管——展览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说，“现在‘动批’的事情全部由指挥部统筹”。

　　在“动批”附近的某宾馆6楼，一块写有“北京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的黄底红字牌子挂在楼道里，并不起眼。几间办公室由于刚刚结束的搬家而有些凌乱，每间办公室的墙上都挂着一幅河北省的行政区划地图，中间是被包围的北京市。

　　“北京市政府、区政府没有通过任何官方途径发布过‘动批’要搬迁的信息，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我们也在核实是哪个部门透露的消息。”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郭乃文说，自己并未听说过上述报告。

　　“动批”所属的展览路街道也无法给出肯定的答复。“产业升级的安排肯定有，但‘动批’外迁与否和具体的时间表还不能确定，”展览路街道办事处宣传部刘淑华科长说，“这其中有很多实际工作的问题有待解决，需要时间来规划。”

　　12月24日，北京市规划委确认，北京已启动“动批”、大红门、十里河、新发地等4大商业交通堵点治理的前期工作，并已开始对本市100多个小商品零售市场的整治和外迁研究。“动批”最终要迁出中心城区，但迁到哪里，京郊还是河北，尚无确切消息。

　　在北京，一提到“动物园”，除了它本身的含义之外，也指一片由10个左右商城组成的服装批发市场。逐渐积攒起来的人气儿给这里贴上了热门景点的标签。像一块镶嵌在北京二、三环之间的磁铁，“动批”吸引着周围的买卖人和游客。从最初的地摊、铁皮大棚，到后来的“退路进厅”，“动批”经历了几次变迁，但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却一直没变。

　　陕西榆林的店主蒋磊又来“动批”“补货”了。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四次，他带着黑色的大号塑料袋和手推车，往返于榆林和北京之间。“西安也有服装批发市场，但绝大多数店主都去那里上货，再好的衣服又咋样？”就像“星期八服饰”的店名一样，蒋磊的衣服要走差异化路线岁的他每周都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北京，从“动批”带走100多件衣服，留下2万多元钱。

　　“补3条上次的裙子，729拿4件。”蒋磊熟稔衣服的货号，在长久维持的买卖中，他与“动批”商铺的导购保持着微妙的关系。“你不能全听她们跟你说怎么搭配好卖，但跟她们搞好关系就可以通过微信知道些动态。”

　　在“动批”的买卖生态圈里，几乎所有的导购穿着的衣服都挂着吊牌——这些年轻的姑娘既要拉拢客人，又身兼模特。因为不允许试衣服，买家会参考导购的穿衣效果。颜色艳丽的衣服包裹着她们的身体，脸上扑了一层厚厚的妆，她们对来往的人群或热情或机械地喊着“到里边来看看吧！”

　　遇到熟悉的老主顾，她们会亲切地攀谈几句题外话，之后迅速找出买家需要的衣服，麻利地为它们穿上塑料包装，扔在门口等待一起打包。一单生意即将结束，她们拿出单子写下货号、单价和数量，计算器和账本一同被贴在硬纸板上，手指飞快地摁出总价，交钱拿货，买家的手推车上又多了一个大袋子。

　　尤其是每一天的上午，导购姑娘们忙得像陀螺：招徕生意、应对顾客、算账结账。从早晨6点开门迎客到中午片刻休息，她们挤在狭窄的商铺内吃午饭。地上铺着报纸，报纸上放一个马扎，马扎上是麻辣烫、炸串、牛肉面或是其他一些便于买到的食物。她们蹲在一旁，一边往嘴里送食物，一边盯着门前偶尔路过的客人，寻找兜售机会。

　　几乎所有店铺的门口都贴着“招导购”的牌子，他们的月工资平均水平大约在3000元，也有极其出色的导购能拿到1万多元，没有周末休息，只有一个月一天的公休。他们大多租住在周围的小区。

　　“我不会搬，这里面大多数人都不会跟着走。”几位导购正聚在一起讨论“动批”外迁的新闻。“谁会为了一件衣服跑那么远去买？”

　　“搬走？”蒋磊愣了一下，“搬走了，你还会去吗？”他停顿了一会儿，只回答了三个字，“不知道。”

　　像蒋磊一样吃惊的还有金开利德服装市场有限公司(简称金开利德)主管经营的副总经理杨锴。“动批”的几家服装市场的管理者均未收到“动批”要外迁的书面或口头通知。

　　杨锴担心的是如果搬到其他地方，没有如今的商业氛围，“‘动批’已经形成一个品牌，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杨锴说，“动批”在客流的高峰期能达到10万人，“这些客流肯定会带来消费。”

　　金开利德办公室主任于建西说，“自己搬个家，还不能说搬就搬呢，何况这么大的市场，从业人员、商城、商户都怎么办？”

　　“我们三年前花了8.8亿元买下这家公司的大股权，产权50年。现在市值起码翻了一番，要搬去的地方有没有这个价值？”于建西说，“举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例子，我们刚刚安装了一批监控设备，有30%的尾款没有付完，施工方刚刚还打电话问我们，是不是要搬走了。我们合同上的保修期是三年，如果真要搬，拆装、维护的费用增加了我们双方的负担。”

　　据他介绍，分散在金开利德的2000家商铺，少则投资20万元，而在“动批”面积更大的市场，每家商铺的投资都是上百万元的。这些商铺有些买断了20年的经营权，有些则付了一两年的租金。

　　杨锴在“动批”已经活跃了十几年，他还记得第一次来这买衣服的情景，“便宜！买了一条裤子才5元钱，白底儿有红色边，当时觉得特时尚。”那时的他还在中专读书，一个月的奖学金有十几块，对于穷学生来说，“动批”是他们青春期里的美好回忆。

　　金开利德更希望“动批”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产业升级，做批发市场的一、二线品牌。“新开了那么多店，无序的状态，一是加强了我们的竞争，二是确实对周围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于建西坦陈，每到过年，“‘动批’像水洗了一样，没人。”但每逢五一、十一，地铁四号线的动物园站常常因为人太多而甩站不停车。

　　尽管同样忍受着人口膨胀的压力，杨锴还是不愿搬走，“新地方如果没有人去就是一潭死水，就怕最后形成一个泡沫，‘啪’一下就碎了。”

　　北京市人大代表王维平说，市政府已经下定决心外迁这些批发市场了。他家就住在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周围，“晚上6点前不敢回家，太拥堵，白天车也开不出来，停车位被小商贩的车占满。”他所在的小区有一半被批发市场里的商贩租住，“人货混居，他们又经常在夜里上货，带来了消防、治安的隐患，而且扰民。这个小区与一墙之隔的小区的二手房相比，每平方米整整低了1万元。”

　　在王维平看来，这些低端产业、低端商品gn 北京市的规划性质不符。核心市区人口过于稠密，造成严重的城市病，交通、住房、上学、就医、资源和环境都难以承受巨量人口带来的挑战。“东西城区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疏解了10多万本地户籍人口太原童装批发中童拿货价格，又被外来的20万人口填充了，区里上交市里的报告显示，相关从业的外来人口有37万。”

　　王维平感叹，再不外迁，就要迁都了。“就像核心城区不能建钢厂、水泥厂一样，批发市场的业态不适合在核心城区。”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舸同样赞成“动批”外迁，“每个区域适宜发展的产业不同，核心城区不应该有大型人流、物流密集的产业，外迁符合城市规划，使其更优化、更协调。北京目前的这类产业过度集中，周边的省市没有发展起来。”

　　杨舸补充道，对于区县政府而言，人口规划不是唯一的目的，政府需要GDP，需要财政收入，所以要与企业和开发商沟通协调，“这个过程肯定是痛苦的。”

　　“我认为不能把满足低端需求的批发行业等同于低端行业，也不能因为它产生了一些负的外部性就把它和低端行业划上等号，这是不公平的。从这个角度上讲，把迁出‘动批’定义为一种产业升级，帽子扣得大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系主任林江说。“电商的崛起正在改变传统批发和零售业态，也正在弱化既有的这些批发市场的优势。在电商时代，批发零售行业对固定场所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少，迁离‘动批’的代价和成本已经不比从前，这可能是促成北京市最终决定迁出‘动批’的重要原因。”

　　在林江看来，为城市发展制定一个“产业清单”，发挥对城市产业升级的指导作用，是很有意义的。清单的内容需要不断调整，主要依据对产业外部性的评估。“动批”的正外部性在于带来竞争效应，以及提供选择便利；而负的外部性在于它造成的拥堵和混乱。只有在负外部性超过正外部性的情况下，才应当把它列入“负面清单”，限制其发展、引导其向外转移。“把批发行业列入这个清单，对比测算是不是充足、民众是不是支持，是有待商榷的。”林江说道。

　　“几个批发市场对北京整体经济的影响不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帆教授表示，从产值、就业的角度看，所谓的“转型成本”并不突出。但迁出批发市场牵扯到很多普通民众的利益，形成决策之前应当充分征求意见、讨论听证。“‘动批’在商业业态上是个了不起的产物，其商品分类的细化程度在发达国家前所未见。支撑起‘动批’辉煌的力量，就是它背后规模惊人的需求。”

　　虽然赞成‘动批’外迁，但杨舸更希望政府用经济导向的手段来引导，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林江和张帆也持同样的观点，“‘引导’，就是‘动之以利’，要水到渠成，不能操之过急。”张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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