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热搜中全网祝福的复婚女主角，是一个自闭症孩子的妈妈，一个NT女儿的母亲，一位卖鱼摊贩的妻子。

　　因感情矛盾，黄静波2019年和丈夫离婚，大女儿归她抚养，小儿子归丈夫倪金磊抚养。离婚不久，两岁多的儿子倪好确诊自闭症。黄静波舍不下儿子，每天带他在北京和香河之间往返康复训练整整两年，全家靠丈夫杀鱼卖鱼为生。

　　历经坎坷，2023年初，俩人复婚。这一正能量的故事传播开后，得到全网祝福：“患难见真情”“这才是父母该有的样子。”

　　除了复婚自带的浪漫情调，受电视剧《狂飙》高启强的影响，网友对卖鱼的倪金磊也充满了兴趣，他们涌进黄静波的直播间，看五大三粗的倪金磊麻利地杀鱼；看黄静波尝试第一次杀鱼，觉得他们的日子充满了希望……

　　三八妇女节那天，我们从北京赶到香河，见到了黄静波，听她说起热搜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这其中的一些心态和选择，也许只有自闭症孩子的父母才更明白。

　　香河是个小县城，就在北京边上，所谓的“北三县”之一（指廊坊市下辖的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最出名的莫过于“香河肉饼”。

　　这些记者从成都、武汉、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赶来，大部分人需要先坐高铁到邯郸市，再打车到香河。黄静波会按照记者到达的时间，分配出她接受不同媒体采访的时间段，把他们热情地引到家里，一遍又一遍讲述自己辍学打工的经历，同丈夫相识到结婚的过程，以及离婚又复婚的原因，讲到伤心动情处，她总哭……

　　来采访的人多了，黄静波有点忙乱，一天三波，她不知如何安排；丈夫是个不善言辞的男人，有时会心情很好地配合采访；有时话还没说两句话，就把天聊死了……

　　本来说好3月6日去，临去的头天晚上，倪金磊突然不愿意了，黄静波见丈夫说话的语气和脸色都不太好，没敢多问原因，只说：“我也不知道他咋想的，但你们先别来了，等他缓两天。”

　　3月7日，另一家媒体的记者直接去了香河，倪金磊刚开始没同意采访，但当天下午一进门就问：“记者呢？”于是又把记者喊来。那天晚上，倪金磊跟记者聊了两个小时，黄静波就带着俩孩子出去遛弯。黄静波说，这种长谈从来没发生在他们夫妻俩身上，“记者和我老公说的话，把我们一年的话都说尽了。”

　　这天晚上，黄静波告诉我们：第二天可以来采访了，倪金磊心情不错。于是在三八妇女节这天，我们一早赶到香河，正想出发去倪金磊的鱼摊时，他又告诉妻子：“先别让记者来了。”

　　黄静波不仅坦然接受有一个5岁多自闭症儿子的事实，而且很智慧地利用直播平台和媒体的报道，开始向外界展示他们家庭的日常，长远来看是希望更多人了解自闭症，接纳支持这一群体。另一方面，她希望红了之后，能转化成一些现实中的好处，小区的邻居、平时的主顾、同城的百姓知道她的故事后，更愿意光顾她家的鱼摊，生意多了好挣钱，挣了钱，孩子们才能有更好的生活，这是最实际的。

　　倪金磊老实本分、吃苦耐劳，鱼摊是他从父母手上接下的产业。高中不上学后他就跟着父母卖鱼、杀鱼，守着这个摊位14年，没有打过第二份工，甚至从没有离开过香河县。他对采访的记者说“赚钱有什么难的？”赚钱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上鱼，上午把鱼卖光，刨去成本，一天的收入就到手了，怎么会难呢？

　　倪金磊年过六十的父母是鱼摊真正的主心骨。尤其是他的母亲，至今每天准时出现在市场忙生意。母亲每个月给儿子发工资，前几年孩子没确诊时，一个月发5000元；后来康复需要钱，就每个月发1万支持孙子康复。

　　从心理上讲，包括倪金磊和两位老人在内，都还没有接受有一个自闭症孩子的事实，觉得说出去丢人，也不愿意媒体过多报道他们家的故事。他们想不开：“这么倒霉的事，怎么让我们家摊上了？”

　　与倪金磊的沉默寡言相反，黄静波性格热情外放，待人接物很有耐心。采访那天，她给我们煮了小馄饨当早餐，老公天不亮就起床上鱼，她一般六点半起床，收拾厨房、擦地、给俩孩子做早餐、再送他们上学，然后去鱼摊给丈夫帮忙。

　　黄静波是个苦命的女人。她今年32岁，从工作到结婚，一直都在治愈童年的创伤，她渴望亲密关系，期待有人爱，梦想有一个稳定的家。

　　“小时候爸爸经常不在家，我对他的印象很模糊。八九岁时，他发病了，我和妈妈才知道，他得了抑郁症。”黄静波说。当时她对抑郁症不太了解，只是觉得父亲的脾气突然变得古怪、暴躁，后来跟母亲梳理这件事，才发现父亲两年前就有了抑郁的征兆，只是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情绪。“他觉得自己生病了，不断做各种全身检查，当时家里也没什么积蓄，钱花出去了，却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后来父亲出现了自残行为，幻听幻视，有一次还危及到了黄静波的生命。“那几年我都生活在恐惧的环境中，北京的出租屋只有十几平米，很拥挤，我从来不敢把后背交给父亲，不知道他下一秒会做什么。”黄静波说。

　　黄静波的母亲意识到危险，她去女儿的学校，跪求校领导和老师，要是父亲来看望女儿或者要接她出去，千万别答应。“那天晚上，我爸就割舌头了，他已经病入膏肓，被抢救过来就开始在安定医院住院。那时我妈一个月才挣500块，我爸一天的医药费就100多。我每天自己上学，我妈一边上班一边去医院照顾我爸。”黄静波回忆。

　　抑郁症让本就飘摇的家庭雪上加霜，黄静波的班级组织看电影，每位同学交10块钱，她拿不出来，是一位好心的老师帮她付的，这位老师很注意维护黄静波的自尊，悄悄跟她说：“如果有同学问你为什么没交钱，你就说交给老师了。”

　　“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这辈子都不能想到『死』这个字’，当时我太小，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只回答她‘我记住了’。后来我生活中又遇到很多问题，也想到过死，但老师这句话一直印在我脑子里，拯救了我。”她说。

　　在北京的中学，她只念了半年，母亲说，“我在北京养不了你了’，就这样，黄静波被妈妈送回香河，这个她倍感陌生的小县城，跟姥姥在一起生活，没有母亲陪伴，没有朋友，无人倾诉。

　　回老家那年冬天，黄静波的父亲就走了，怕她承受不了，过了很久消息才传到黄静波这里，她没有见父亲最后一面，他们这个不像样的家终于散了。

　　上初一时，黄静波还在北京，她学习成绩好，甚至当了班长，评上了市三好学生。初一没上完，她转学到香河，陌生的环境加上父亲去世带来的打击，她无心学习，也交不到知心朋友，甚至还有同学排挤她。

　　“我更多的是一个小透明，不敢跟谁多说几句话，也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到初三后半年才调整好状态，学习成绩赶了上来。”她说。

　　中考时网上批发童装衣服一手货源，她差几分没有考上县重点，就去了一所普通高中，在那里谈了第一次恋爱，恋爱的对象就是倪金磊。

　　黄静波对这段感情评价一般：“他第一眼看上去不是特别木讷的人，恰恰相反，特别张扬。跟他接触久了我发现，他的性格和外表反差很大，我俩虽然早恋了，但维持了两个月就掰了，实在是交往不下去了。”

　　两人此后再无交集，倪金磊很快从高中辍学。高二上半年，黄静波也不读了，去了北京打工，那时她还有4个月才满18周岁，招工时她就撒谎说，她满18了。

　　到北京后，黄静波一头扎进服装销售行业，开启了她人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五年，像每一个北漂一样，租最破的房子，吃最便宜的饭菜，但自己挣钱自己花，快乐又有尊严，甚至还能孝敬在北京的母亲。

　　她最初卖运动装，没经验，一个月才挣一千五六，从早上7:00一直站到下午5：00。尽管如此，黄静波每个月固定给母亲交600块，拿去还爸爸看病欠下的外债，剩下的钱除了生活花销就存起来。

　　后来她又换了一份女装店的工作，底薪加提成第一个月就拿了5000多，给母亲家添置了两台空调，那时她母亲一个月才挣1000块。因为记性好、会说话，她工资越来越高，经常能超过1万块。

　　“我妈也觉得挺骄傲的。”黄静波自豪地说，转而又有些失落，“后来我不上班了、结婚了，经常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在北京卖衣服，梦到那个环境，我喜欢自己那个时候的状态。”

　　期间，她还谈了一个两年的恋爱，两个人甚至开始计划到香河买房子，他们去看了房，交了定金，男方答应会在房本上写她的名字，眼看着黄静波就要结束她波折流离的人生有一个家了，但最后付款那一刻，男方却退房了。这段感情无疾而终。“我也不清楚到底为什么，我们没有谈明白就分手了。”

　　那一年，感情受伤的黄静波放下挣钱的念头，休了假，带着失意回香河老家疗伤。“很久没回来了，也没什么朋友。”那天，她用了手机“摇一摇”功能，想找找周围熟悉的朋友。没想到，就摇了一下，把倪金磊摇出来了。

　　当时的黄静波苗条身材，满脸胶原蛋白，因为工作原因每天化妆，精致十足，早就不是六七年前那个跟倪金磊谈恋爱的土妞儿了。

　　“我当时刚受完情伤，属于一个想结婚的状态，这句话正好说到我心坎上。”她说。当时倪金磊不仅是说说，他带黄静波去看了刚装修好的新房，这是城中村拆迁补偿的，不用还贷，宽敞明亮，只缺一个女主人，一切都那么刚刚好。

　　“我当时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我从小跟着父母在北漂，父亲生病后住在姥姥家，结婚前住在二姨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家，当时觉得有一个房子就叫家了。”黄静波说，她根本来不及了解，五年未见的倪金磊到底是不是值得托付的男人。

　　2013年，俩人领证结婚。2014年，女儿出生，健康漂亮（本来怀的是双胞胎，但另一个孩子孕检查出不太健康，只得减胎）。2017年，儿子出生，凑成一个“好”字。

　　婚后，黄静波回归家庭，专心养娃，期间短暂地开过一个童装店，但因疫情关门了；倪金磊每天杀鱼、卖鱼，日子表面平静如流水，底下却波涛汹涌。

　　黄静波怀女儿时，妊娠反应严重，但倪金磊因为鱼摊的生意，常常不在家，黄静波一人挺着孕肚承受怀孕的辛苦，老公则住在乡下老房子里，照顾鱼塘里的鱼。

　　“因为从小的经历，我一直很要强，不会撒娇和示弱，能自己解决的问题就不告诉他。而且我对他过度关爱，导致他没有主动参与到家庭事务中，他自己都说，我太包容他了。”黄静波反思。

　　与经历曲折，在北京闯荡多年的黄静波不同，倪金磊就像一张白纸，他18岁就在鱼摊卖鱼，虽然也很辛苦，但始终都生活在父母的庇佑之中，没有经历过人生低谷，除了儿子的事，他觉得生活中再没啥可操心的了。

　　“有事他会跟他妈说，但不会跟我沟通，我试图跟他沟通，但得不到回应，他总在逃避问题，从来不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后来我就给他发微信，长篇大论跟他解释、讲道理，他会直接删掉，最后我也不想沟通了。”

　　“他不想离，有点要挽留的意思，各方面表现都很积极；我也知道他本质不坏，没有对他彻底放弃希望，加上疫情爆发，到处封控，我不能出去找工作，所以我们虽然离婚了，但没有离家，依然在一起生活。”黄静波坦言。

　　当时儿子倪好刚2岁，家人慢慢发现孩子有点问题，跟他说话没反应，脸上也没有笑容了，到了两岁半，连双脚跳都不会了。

　　2020年7月，黄静波带儿子到北京儿童医院检查，最终确诊自闭症。当时症状还不太严重，黄静波满心以为干预一段时间会越来越好，她和老公把各自的金项链都卖了，拿去给孩子交学费。她每天从香河开车到北京的康复中心做训练，车程往返三个小时，一个月干预花费1.3万，算上家庭日常开支，总计2万。

　　干预到3岁，倪好不但没进步，反而退化了。本来会说的一点话突然不说了，认知也开始倒退，还出现了严重的睡眠障碍、挑食。

　　“最悲观的时候我想，跟儿子一块走算了，心里盘算着是不是还能给我闺女留点钱？我又想怎么才能摆脱这种责任呢？”黄静波胡思乱想。

　　疫情期间两年断断续续的干预，花掉这个家庭20多万，最焦虑时黄静波胖到150多斤。到四岁多，干预的作用加上倪好自身的发育，他的进步逐步明显，尤其是认知能力的发展，他理解和表达的东西越来越多：去超市会提出让妈妈买想吃的东西；读绘本能推理出人物间的关系；情绪也越来越好，妈妈说的话能听懂，也能基本执行。

　　后来因为疫情的影响，北京没办法去，家里的经济也难以支撑。黄静波开始自学干预，每天在家里教孩子说话、唱歌、拼图。

　　三年，因为对儿子的愧疚、不舍，也因为无法到外面找工作挣钱，黄静波都没能下决心离开这个家。倪金磊每天仍然是进鱼、杀鱼、卖鱼，夫妻俩各尽其职，维持着这个家。

　　儿子确诊时，正赶上黄静波的童装店倒闭，她赔得血本无归，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出于对儿子的愧疚、要强个性让她走上了瞒着丈夫借债干预这条路：刷很多张信用卡，拆了东墙补西墙。到2022年底，她借的钱达到15万，远远超出偿还能力。“当时要有人说，拿走我一个肾给我20万，我会毫不犹豫让他拿走。”

　　负债的日子过到2022年底，有一天，倪金磊突然提出复婚，正好黄静波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出于坦诚，她这时才把欠钱的事告诉丈夫：“如果他还愿意，我们复婚后，这笔债务就得夫妻共同承担。”

　　约定好这一共同目标，2023年1月30日，离婚4年后，两人第二次到同一个地方领取了结婚证，重新走到一起。“没有那么多浪漫，都很实际。”她说。虽然丈夫不是理想中的爱人，但没有吃喝嫖赌的恶习，本质不坏，也吃得了苦，他们夫妻俩都是1991年生人，是那条街上最年轻的卖鱼人，唯一的一对90后。

　　她对丈夫最大的期待就是希望他能够再成熟一些，早日撑起鱼摊大大小小的事情，为一家三口的未来努力筹谋。

　　现在5岁多的倪好进入了一所幼儿园融合，每天上半天课，下午由妈妈带着在干预、生活。黄静波计划两年后把倪好送进普小融合，要实现这个目标，倪好在安坐、规则意识、情绪稳定上，还需要加强练习。

　　他们的大女儿今年上小学三年级，学习成绩非常好，基本不用辅导作业，因为家庭的变故，她懂事得让人心疼，可以自己做饭、照顾弟弟，看到妈妈哭，会跟妈妈说：“妈妈，我以后不结婚，不找男朋友，也不生孩子，就照顾弟弟。”

　　“她也要有她的生活，弟弟不应该成为姐姐的负担，我就告诉她，‘爸爸妈妈会努力赚钱，以后肯定会保证弟弟的生活，也会保证你的生活，这些你都不用担心。’”

　　现在，倪好送到幼儿园后，上午的时间黄静波就去鱼摊直播、学习杀鱼，给老公帮忙。年轻时她总在漂泊，逃离那个不幸的原生家庭。现在，她的未来固定在了这个鱼摊上，无法像戏剧舞台上的娜拉一样摔门而去，追寻外面的世界，得失之间，她已然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