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王玉梅刚走上工作岗位，母亲特意用了40斤全国粮票换布票，给她做了一件咔叽布列宁装，一条的确良裤子。

　　国营纺织厂、小型服装加工作坊、小摊位、国营百货商店、消费者，几个“点” 曾经撑起了整个服装行业。40年过去了，不仅人们的服装早已脱离了“蓝、黑、灰”的单一色调，人们购买服装的场所也由路边摊、百货店发展到批发市场、专卖店、互联网等更多选择。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服装产业不再是几个简单的“点”了，而是一条上下游完整的“链”。布票换衣、马路市场兴起、批发市场兴盛、电子商务席卷，中国服装市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玉梅说，自己这代人小时候非常盼望过春节，因为只有这时，家里才会给做身新衣服，平时穿的基本上都是哥哥、姐姐的旧衣服。

　　“暗补丁、挖补丁、接补丁、织补丁……”老大穿过的衣服补一补给老二穿，老二穿完补一补再给老三穿，依次轮下去，轮到老幺，一件衣服已经满是补丁。

　　曾经，做件新衣并不是一件容易事。20世纪50年代，国家物资匮乏，产品稀缺，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棉布的统购和统销。

　　1954年9月15日，布票率先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成为社会生活中第一种工业消费品凭证和短缺经济的符号。这是当时中国对布匹购销实行统一管理及保证布匹按计划供应所采取的一项措施。根据城乡、城市阶层、南北差异等因素，不同居民的定量有所区别，全国平均为20.83尺，相当于定量前的水平。

　　每户的布票并不是按照人头平均分配使用，而是全家统一安排。当时许多人没有注意使用期限，拿着布票急匆匆赶到商店，却被告知布票已过期，只能无奈离开。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这一状态才得以改变。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纺织品产量大幅增长，棉布不再紧缺，从1982年开始，国家陆续对部分纺织品减收或免收布票。1983年11月23日，商业部宣布，从12月起棉布不再收布票、敞开供应，通行30年的布票至此退出流通。

　　几乎是同时，人们对于服装消费的旺盛需求开始显现，单调的款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出现了一批贩卖服装的“倒爷”，他们把各种时髦服装从广州等地带到各处。“工农兵学商，统统卖服装”，随着服装业觉醒，第一批民营服装企业和服装专业市场涌现出来。

　　1979年9月，经武汉市人民政府批准，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恢复开放。卖针织制品的、卖服装辅料的、卖鞋帽的、卖箱包的、卖布匹的……当年就有100多名待业青年、社会闲散人员在此经营小商品。至1982年，汉正街小商品个体户猛增到458户。

　　因经济花色品种多、进货渠道多、商品适销对路、价格灵活，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吸引了大量顾客，在全国影响较大。

　　1982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的社论，指出：以个体商贩为主的经营日用小商品的汉正街市场，把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广东、广西、山西、湖北等13个省市区110多个企业的生产和武汉周围农村、湖北省邻省农村的广大消费者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三类日用工业品下乡的流通渠道。

　　之后，全国无数个“汉正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如沈阳沈河区五爱街开始出现马路市场；柯桥镇自发形成百米布街，有布摊10余户从事绸布买卖，翌年发展至200余户。

　　传统服装批发名街——上海七浦路也发端于此时。1979年，七浦路设立综合小商品市场，在马路上设摊从事服装批发，兼营服装辅料。七浦路当时吸引了大量江浙等地的摊贩，后逐步形成了七浦路服装批发专业市场。

　　20世纪90年代，服装专业市场是我国纺织服装行业重要的流通渠道，它既连接着广大中小微生产企业，又连接着广大经销商、消费者，是商品集散中心和信息流转通道。其四通八达的庞大网络覆盖能力，拉动了服装企业的快速发展。

　　“随着珠三角服装工业的发展，一方面开始出现为服装行业配套提供各种辅料、原材料的市场，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服装生产导致成品在工厂里无法库存，又一时不知道消费者在哪里，需要地方分销商和零售商来选购，这时候在华南、华东一些中心城市，以及靠近服装工业的二三线城市，大量批发市场就发展起来了。”广东财经大学商贸流通研究院院长王先庆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作为服装生产加工企业最为集中的地区，广州诞生了白马、红棉等服装专业市场，担负起为全国提供货源的责任。或因靠近服装原产地，或因交通便利等因素，杭州四季青服装、上海七浦路、东莞虎门富民等一批服装专业市场应运而生。

　　杭州四季青服装批发市场办公室主任丁智恩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因为看重服装批发市场的前景，1994年企业从运输队变身为服装批发市场，当时市场是一个三层建筑，一楼经营男装，二楼女装，三楼童装。

　　“1998年之前比较平稳，之后是上升阶段，2003年达到一个高峰。高峰期日均人流量一般在1万~1.5万。” 丁智恩说。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七浦路也得到了飞速发展，马路摊棚被拆除，统一建造了铁皮、铁架和卷帘门结构的摊位，市场范围进一步扩大，向东扩展到天潼路，向北扩展至塘沽路。

　　曾几何时，服装企业的产品销售及国营市场的采购主要依赖于供销员四处奔波，“供销科”是最具代表性的名词。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商品由短缺走向丰富，甚至出现了商品积压的现象。

　　上海新七浦服装批发市场企划部工作人员李峰（化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服装企业需要靠批发商开拓销售渠道，同时批发市场的下级经销商又很分散，集中于二三线城市，服装批发市场起着纽带连接的重要作用。

　　李峰回忆，2001年到2006年是七浦路的辉煌期，当时七浦路的热闹程度甚至要超过南京路，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前来拿货。江浙甚至安徽、山东等地的服装经销商都是七浦路的常客，有媒体曾报道，七浦路区域一年服装交易额最高曾达到50亿元。

　　辉煌时期，对于七浦路的老板们来说，相较于担心货卖不出去，他们更担心的是拿不到货。跑厂家蹲点抢货是他们的常态。李峰更是用“躺着就能挣钱”来形容当年的红火。“大概到2008、2009年，我们新七浦的商户基本90%以上都是总代理了。”李峰说。

　　第一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02年前后。随着服装生产规模增长，丰富品种款式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

　　第二个阶段是2002年到2012年。随着服装工厂、服装市场、服装渠道的发展，品牌化成为行业主流。

　　第三个阶段是2012年后。服装生产能力初步过剩，人们对品质、品位、个性化的需求上升，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带来线年，淘宝商城上线年，淘宝“双十一”购物节诞生；2017年“双十一”，天猫、淘宝总成交额达1682亿元。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111月，全国网上零售额为64306.5亿元，同比增长32.4%。网络购物已经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拎着黑色塑料袋去服装市场扫货的日子已渐行渐远。服装批发市场开始走向衰落。

　　现如今的七浦路市场，人流早已不能与十年前相比。“不做电商等死”，有人甚至这样形容互联网带给商户的冲击。

　　上海七浦路豪浦服装城里，“慕邦”保安服专卖店的“少东家”王宽和妻子正忙着管理他们的天猫“慕邦旗舰店”。

　　从父母手中接过生意时，王宽就感受到了生意的局限性，“服装销售的范围最多能到上海周边地区。”为了拓展客源，2010年他在网上开设了旗舰店。

　　与父辈早出晚归二手货源童装批发，不是在店里，就是在工厂的状态不同，王宽靠一台电脑，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将总销售额做到2000万元，如今已经成为七浦路保安服行业的佼佼者。

　　初次品尝到电商模式带来的甜头，王宽和妻子感慨，“线上的各方面实在太惊人了，很多东西从没有设想过”。

　　“旧批发是以三线交易为主，而新批发要让物流和商流分离，现金、现货、现场都发散分离。市场提供时尚发布、品牌打造等非实物交易功能。服装专业市场从出卖商品到出卖服务，引领服装的潮流、趋势。”王先庆说。

　　线年的发展，我国的服装专业市场在繁荣市场、带动就业、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流通分会统计，

　　随着服装产业转移、产业链变化，广州、北京等城市的一些市场在外迁。2017年，北京地区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动物园、大红门等专业市场商圈基本完成了关停、腾退、搬迁、转型工作。王先庆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服装专业市场在全国范围内的布局已接近尾声，格局基本完成。并且，根据当前消费升级和技术升级所带来的各种变化，整体而言，服装专业市场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局面。

　　“服装市场的使命和责任、功能都发生了变化。原来是工厂把货送到这儿，下游的批发商来拿货、看样。现在的服装市场负责品牌展示和时尚发布，人们来这里是为了了解服装的流行趋势，而买货物可以通过网络直接跟工厂下订单。”王先庆说。

　　杭州四季青服装集团开发了一个APP，利用大数据实现以新批发、新零售、新网供、新特卖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转型，依靠这个APP与全国各地的服装批发商对接；广州国际轻纺城推出了图片搜索找布、网站分类搜索找布、微信求购找布等APP应用，解决了不同场景下采购商找布难题；而专为服装批发行业打造的、旨在打通整个服装批发交易上下游链条的

　　李峰告诉本刊记者，如今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注重品牌化发展。比如，广州白马服装市场多年来积极推进品牌孵化，不遗余力地打造原创品牌，每年投入近500万元进行品牌推广。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流通分会会长夏令敏表示，当前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的新定位是创新驱动的科技产业、文化引领的时尚产业、责任导向的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必然方向，而推动品牌建设则是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道路。

　　电商时代催生了一批勇于创新的人，他们不惧风险，触网转型；智能时代即将到来，激励着更多的人勇于创新，打造核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