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三来一补」模式为起点，中国用了40年的时间成为世界工厂，从人力资源的溢出，到工业产能的溢出，再到供应体系的溢出，让外贸这门生意，变成了支撑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

　　1979年，中国出口总额占世界比重仅为0.82%，40年后，占比上升到了12.8%，排名全球第一，但是对于外贸从业者而言，附加值的每一点增长，可能要比宏观数字重要太多，物美价廉这四个字，也在中国制造业的鼻子底下，拦了差不多40年。

　　经济学家陈志武提出的概念更加直率而尖锐：「勤劳而不富有」——这可能是一切矛盾的根本归纳，办厂的苦，做工的苦，运输的苦，发货的苦，哪怕收到抑制全球通胀的赞歌，也掩饰不了常居利润分配下游的现实。

　　我和一些做了数十年外贸生意、现在正忙着用拼多多跨境平台接单的商家谈到这个话题，而从他们的回答里，我瞥到了青萍之末的风起可能。

　　「一个海外单子过来大男童童装工厂批发，我报18块，其他工厂马上就报17块，外贸做到最后，就是比谁更能摆地摊。」

　　艾勇是湖北仙桃人，早年来到广东海珠，跟着老乡一起开厂做女装，一做就是十多年，外贸是核心销路之一，但是操心起来，也是满头的包。

　　卷，是他对传统外贸业态的最大苦恼，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里，卖家的议价权被剥离了，因为厂里的机器停工一天就是一天的损失，所以他和同行都不得不以「有单可做」为最优先的考虑，最后的出价就无限趋于成本线，不做可惜，做了也难受。

　　艾勇所在的海珠女装产业带，有大大小小的工厂接近5000家，在移动互联网创造的近10年黄金期里，对跨境电商动过「野心」的不在少数，但是真正能够跑起来的，只能说是凤毛麟角。

　　原因很简单，跨境就是跨界，你以为只是在网上开个店卖东西给老外，实际上你还得精通外语，知道怎么买量，会做本地化运营，找合适的货代，挑选海外仓，熟悉清关手续，每一样都在厂长们的能力圈之外。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预言了蒸汽机问世以来的生产效率爆发，只要让专业的人做好专业的事，工业社会就能协调好所有的资源，在全局层面形成最优解，这是现代经济学的常识。

　　显然，逼着一个把技能点都点在了怎样做好女装上面的商家，去学习美国不同地区的关键词流量套利，既不经济，也不科学。

　　李威在广东佛山做童装，早在2015年就开始做跨境电商了，试过eBay、亚马逊和各种独立站，效果都不太行，「你以为你是在卖衣服，其实是你在卖图片」。

　　在跨境电商的细节玩法里，商品图片的每一个像素的改变都能影响转化率，这让李威非常不适，于是他只能又退回到代工的位置，把衣服做好，然后发给精于销售的卖家贴牌，放弃利润增值的机会。

　　入驻多多跨境之后，李威重燃了自建品牌的决心，因为平台解决了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提供全链路的通道服务，李威的童装做好之后，只需要发到多多跨境的国内仓，后面的所有工作，都由多多跨境来完成，上架、推送、发货、物流、清关、装仓、配送，这些都不再需要工厂来自行操忙。

　　甚至连做怎样的童装更容易卖掉，也有多多跨境的买手给李威提交方案，这在最大程度上，解放了中国制造业的内功修为：终于有机会去整顿供应链了。

　　做代工的时候，你是没有余力去考虑供应链的，一切都围着满足订单需求打转，工厂挣的只是劳动力的差价，供应链稍有风吹草动，就很容易成为扛下风险的第一线。

　　在李威看来，多多跨境的全托管模式，吃的是快反能力，上新越多，单品爆的几率越大，爆了之后马上就要大量备货，这种弹性生产很多供应链都接不了，于是倒逼他自己去开了供应链，现在一年可以开2000多件款式，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多多跨境扮演的其实是一个销售合伙人的角色，它的销售潜力能挖多少出来，取决于商家在生产端有多少本事，水能涨得多高，船能就开得多高。

　　「工厂老板都有做跨境的意愿，也愿意投很多钱，不过受制于旧的认知模式，一旦接触到2C的生意，他就转不过来思路。」

　　陆辉是做庭院灯饰的商家，比较特别的是，他的产品在国内几乎没有没有市场，因为主要针对的场景，是欧美郊区自带院子的独栋住宅，白天的时候灯具通过太阳能板充电，天黑之后就能实现自助照明的效果。

　　以前陆辉是做B端出口的，相当于把东西批发给海外卖场，以大订单为主，后来因为欧美国家的通胀因素，消费者去卖场去得少了，所以上游的订货量也出现了下跌趋势，这让陆辉萌生了直接面向C端卖货的念头。

　　在美国App Store的总榜上，多多跨境旗下电商平台Temu已经连续霸榜了接近一年时间，美国用户用脚投票，选择出了这个远道而来且不同寻常的消费平台，也正是看中了Temu的冲劲，许多批发商都开始了转型零售商的动作。

　　对于陆辉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零散订单的大量增长，他必须要让产线配合这种不稳定但符合消费习惯的市场需求，虽然计划性被打乱了，但是因为距离客户更近了，所以在产品研发上的创新响应，反而有所提升。

　　这有点像郭士纳当年拯救摇摇欲坠的IBM后总结出来的概念——「让大象也能跳舞」——拖累一家公司创新的最大原因，是它日积月累变得太沉重了，无法精准控制每一块肌肉来为整体动作服务。

　　只有在直接连上买手和消费者的反馈之后，陆辉才意识到以前的供货模式有多么滞后，市场趋势经过层层传递，最后抵达开模设备的时候，可能早就过时了，光有链条打通还不够，只有链条越短，生产端的竞争力才会越强。

　　第一次，是在20世纪初，美国的工业繁荣程度超过了当时的老牌强国英国，福特发明的流水装配线，更是为他赢得了「为世界装上轮子」的评价。

　　第二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工业复兴的速度超过了同期法德的2倍，形成了国家工业协作体系，并于1968年跻身全球GDP第二的经济大国。

　　第三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创造了经济腾飞的样本，分别承接了从轻、重工业到电子代工业的完备产业集群，工业所占的经济结构都大幅上升。

　　第四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承接了大量的转移产业，加入WTO则让中国加入全球化体系，为全世界输出产能。

　　迄今为止，中国都还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之一，既有「Made in China」的发迹之旅，也有国产品牌亮相各大展会的升级结果，而在这个史诗般的瑰丽过程里，贸易的价值不言而喻。

　　因为只有买单，才是对生产的最好回报，就在2022年，民营企业占到中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了50%，在这背后，离不开每一个想把生意做到全球的参与者。

　　而Temu这样的平台出现，也代表着选择的多样性，考验着跨境生意的判断力，从批发到代工，从独立站到全托管，从亚马逊到拼多多，答案是靠成千上万个商家用真金白银砸出来的。

　　回到施展的「溢出」一书里，他在越南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田野调查，发现中国转移到越南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制造业，其实本质上是供应链的外溢，因为中国国内的很多工厂都在由劳动密集型切换为技术密集型，而原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自然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

　　就社会分配而言，这不是坏事，廉价劳动力可以开启制造业的大门，却不必贯穿制造业的周期，那些趴在多多跨境等平台开展数字化出海的企业，已经在尝试走入制造业的下一个时期，用新的技术和服务满足一键发全球的目标，并将40年来欠下的品牌利润重新啃回来。

　　产业转型的口号喊得再响，也不及任何一个生动真实的案例更有说服力，而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将建立在技术红利的普及下，用最先进的工具，去撬动外贸皇冠上的那颗明珠。